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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項羌族人民早年以游牧為生，手工業(yè)在經濟生活中所占比重不大，主要有簡單的皮毛、木器、釀酒等家庭作坊式手工業(yè)，生活所需的手工用品都是從鄰近的漢族那里交換獲得。隨著農業(yè)的發(fā)展，特別是李繼遷、李德明統(tǒng)治時期，西夏社會逐漸向封建社會過渡，黨項民眾、統(tǒng)治階層對手工業(yè)產品的需求量加大，促進了西夏手工業(yè)的發(fā)展。

西夏立國后，民族區(qū)域特色非常明顯的手工業(yè)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有些產品甚至可以與宋朝的手工產品相媲美。冶鐵業(yè)中的兵器與農具的制造，直接推動了西夏政權的發(fā)展和壯大。采鹽業(yè)成為西夏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皮毛加工業(yè)代表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平。活字印刷技術處于領先地位。

從文獻和考古發(fā)掘的資料來看，西夏在冶金鑄造、皮毛加工、絲麻紡織、湖鹽提煉、陶瓷燒制、木器制作、雕版和活字版印刷等行業(yè)有較完備的體系和相當?shù)纳a規(guī)模，這源于西夏政府的扶植和對宋朝先進手工業(yè)生產技術的借鑒。西夏的手工業(yè)分官、私兩種，在西夏的行政機構中設有鐵工院、木工院、磚瓦院、造紙院、織絹司、金作司等專門的機構，具體負責冶金、鍛造、建筑、印刷、造紙、制陶、紡織等行業(yè)的生產管理。

西夏的手工業(yè)品主要是為了滿足統(tǒng)治者奢侈生活需要，并不是為了商品交換。在西夏國內的手工業(yè)者分為依附匠和自由匠兩大類。依附匠主要是來源于罪犯和戰(zhàn)俘，自由匠主要是西夏民間的個體手工業(yè)工匠。有一技之長的手工業(yè)生產者在西夏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

質地優(yōu)良的紡織品黨項羌族是游牧民族，他們“織牦尾及毛以為屋，服裘褐，披氈以為上飾”。在西夏國內有專門的紡織業(yè)作坊，西夏的紡織業(yè)是在原有的皮毛加工業(yè)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毛紡織業(yè)是西夏紡織業(yè)中的亮點，既是官營手工業(yè)生產部門，又是黨項羌族人民普遍的家庭副業(yè)。

西夏皮毛加工業(yè)的原料主要為羊毛、牛尾、山羊絨。制成品有：皮帽、皮衣、皮褲、皮袍、皮靴、皮袋、皮褥等。在甘肅武威張義鄉(xiāng)下西溝峴出土的西夏皮靴，用生牛皮制成，皮面上還保存有牛毛。毛制品在西夏的應用也很廣泛，毛氈、毯、褐是良好的防寒保暖材料，黨項人用它做成氈帳篷作為冬暖夏涼、移動方便的居室，毛制服飾既可以防寒又可以防雨雪。

西夏滅國之后，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到過西夏故地額里哈牙（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他在游記中寫道“城中制造駝毛氈不少，是為世界最麗之氈。亦有百氈，為世界最良之氈，蓋以百駱駝毛制之也”，間接地反映了西夏毛織手工業(yè)的水平。

除傳統(tǒng)的毛織業(yè)外，西夏還有絲織業(yè)、麻棉紡織業(yè)存在。西夏地處祖國的西北邊陲，但是境內也出產桑蠶。據(jù)《水經注》記載，“河水以北薄骨律鎮(zhèn)城（今寧夏靈武市），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以桑果余林，仍列洲上?！薄顿Y治通鑒》在描繪唐朝時期的隴右地區(qū)時也說“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者無如隴右”。

如此豐富的桑蠶資源，為西夏的絲麻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西夏的絲麻紡織品種多，有素羅、紋羅、紗、綢緞、綺、工字綾、異向綾等，西夏人不僅能織普通的絲織品，而且還能織造高級的文錦，其中在西夏陵108號墓出土的茂花閃色錦在中國屬首次發(fā)現(xiàn)。在寧夏賀蘭山拜寺口雙塔和拜寺溝方塔出土的嬰戲印花絹、繡花荷包和絹花等，織工細致、圖案精美。

西夏的絲織品與宋朝的絲織品的織法有所不同，且品種較多，薄厚不一，有粗細之分，有的有皺，有的有孔。棉麻布的生產在西夏也十分廣泛，西夏所統(tǒng)轄的沙州地區(qū)，自漢唐以來就以生產棉花而出名，棉布也是當時西夏的普通百姓能消費得起的衣物面料。

另外，從已發(fā)現(xiàn)的西夏壁畫中供養(yǎng)人的衣服、木板畫人衣、織物等，清楚地反映西夏的印染業(yè)相當發(fā)達，印染色彩豐富。

聞名遐邇的冶煉業(yè)在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物中，金、銀、銅、鐵類文物占了較大比例。據(jù)西夏文百科全書《圣立義?！酚涊d，西夏“西邊寶山，淘水有金，熔石煉銀、銅”，說明了在西夏境內產金、銀、銅。但實際上，西夏的金產量并不高，主要還依靠從外進金來從事金手工業(yè)生產。西夏在內蒙古自治區(qū)巴彥淖爾盟臨河高油坊西夏城址中出土的金蓮花盤、刻花金碗、金佛像、金剔指等，寧夏境內出土的銀碗、銀缽、銀盒、銅牛等，工藝十分精湛，反映了西夏很高的冶煉、鑄造、雕刻、拋光、鎏金工藝水平。

西夏境內的鐵礦資源豐富，尤其是橫山一帶土地廣袤，千里沃壤，人物剽悍善戰(zhàn)，多馬且有鹽鐵之利，西夏人恃以為生，這成為西夏冶鐵業(yè)發(fā)展的基礎。由于西夏是以武立國的國家，很重視軍器制造，因此，西夏的冶鐵手工業(yè)主要用于生產工具和軍器制造。

西夏鍛造的兵器在當時很有名氣，在宋朝人的眼里，“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北宋將領曾這樣贊嘆西夏將士所穿的鎧甲：“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秉h項羌人的冶鐵已采用豎式風箱，這在當時是一種先進的工藝設備。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畫鍛鐵圖，畫面上兩個人手扶鐵錘，密切合作，正在鍛打鐵具，十分生動地描繪出西夏冶煉工人的勞動情景。冶銅是西夏冶煉手工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夏的銅器制造分打、鑄兩種。

目前出土的銅器有銅牌、銅鏡、銅刀、銅門釘泡等。1956年在內蒙古自治區(qū)伊金霍洛旗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銅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標有“奲都五年”（1061年諒祚年號），印文是西夏文“首領”二字，制作精細，是迄今所見最早的西夏文印。昔日西夏都城興慶府的名剎承天寺，現(xiàn)在是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的博物館，當年的佛殿如今陳列著很多珍貴的西夏文物。

人們進入展廳，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西夏陵園101號墓的鎏金大銅牛。這尊臥式銅牛由青銅鑄造而成，長120厘米，重188千克，體形碩大模制澆鑄成型，中間是空心，外表通體鎏金，牛屈肢而臥。雙眸遠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體態(tài)健壯，形象生動。鎏金銅牛是西夏藝術品的珍品，真實地反映出西夏青銅制造工藝的高超水平，被列為寧夏一級保護文物，是寧夏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被定為國家級文物。

頗具特色的陶瓷制品瓷器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重要發(fā)明之一。到了唐代，我國的制瓷技藝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享有較高的聲譽。進入宋朝以后，制瓷業(yè)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制瓷技術日益精湛，產生了幾大名窯。

宋瓷的種類繁多，從生活用品到工藝品，千姿萬態(tài)，藝術價值頗高。像以前被譽為“絲綢之國”一樣，此時，中國又被稱為“瓷器之鄉(xiāng)”。china一詞，就有“瓷器”之意。由于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宋瓷也傳播于西夏境內，瓷器成為西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制瓷業(yè)是西夏的重要手工業(yè)之一。

目前發(fā)現(xiàn)的西夏陶藝多數(shù)保存完好，其出土地點廣泛，反映了西夏具有發(fā)達的陶瓷業(yè)。從瓷器的形制和質地來看，西夏的瓷器制造業(yè)比起中原宋朝的瓷器制造業(yè)雖有遜色，但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以燒制白瓷、褐釉瓷、黑瓷和青瓷為主。器物的種類有碗、碟、瓶、盂、缸、爐、壺、漏斗等生活用品，有硯臺、硯滴等文房用品，有象棋子、圍棋子、牛首塤等娛樂品，有人物、動物、猴面人身、觀音送子等塑像，有紡輪等一些生產用具和兵器，有如意輪、金鋼杵、法傘、念珠、蓮花座等佛教器物，還有其他各種建筑構件和飾品。

我國在寧夏、甘肅、陜西、青海、內蒙發(fā)現(xiàn)的西夏瓷器有數(shù)十種、上千件之多，其中高足器和剔花品種是西夏瓷器的顯著特點。在西夏境內有專門燒制瓷器的窯址，1984年～1986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寧夏靈武發(fā)現(xiàn)了西夏時期的窯址。另外，在寧夏賀蘭山插旗口內也有一處窯址，所燒白瓷僅在西夏陵區(qū)的陵邑遺址中有所發(fā)現(xiàn)，這很可能是一處專為西夏皇宮燒制瓷器的秘窯。

在青海和甘肅河西走廊一帶也存有西夏瓷窯。西夏的大部分民用瓷器都是自己燒制的，這些瓷器生動傳神，神態(tài)各異，工藝精湛，在模仿中原瓷器的同時，也體現(xiàn)了鮮明的民族特色。扁壺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種。

西夏陶瓷器生產的另一特色是有大量的釉陶建筑構件。在西夏王陵的遺址、西夏宮殿遺址中殘留了許多琉璃瓦片?？上У氖?，在蒙古軍的毀滅性破壞下，宮殿和陵園的原貌已無法知曉，我們只能從出土的各種建筑構件中想象它們曾經碧瓦重檐、裝飾華麗的昔日輝煌。

建筑業(yè)　西夏的宮殿、官府等官式建筑已蕩然無存，僅留下幾處佛塔廟宇、王陵和一些宮殿遺址，如今我們只能從這些殘存的建筑構件中來探討西夏建筑所體現(xiàn)的文化意義和特點。在寧夏銀川市西北約70公里處的賀蘭山水溝口，有一處規(guī)模宏大的宮殿遺址，綿延約10余里，隨著歲月的流逝和風雨的侵蝕，建筑的主體早已不在，但從殘留的臺基、垣石、踏步等來看，此建筑自下而上依山體筑成階梯狀，匠心獨具，格調天成，上下錯落有致，高達50余米，十分壯觀。

可以想象，在當時這是一座多么高大別致、富麗堂皇的宮殿，它就是西夏景宗李元昊為其愛妃沒氏所興建的離宮。離宮是西夏皇家建筑中的一種，除了宮殿建筑之外，西夏的皇家陵墓——西夏王陵和境內眾多的佛塔建筑也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西夏建筑業(yè)的水平相當高。

一般來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建筑大體分為兩類：一是官工建筑，包括宮殿、壇廟、衙署、兵營、陵墓、苑囿、王府、權貴宅第等；另一類是民間建筑，包括民舍、作坊等。歷代統(tǒng)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時，都要用法律形式將官民建筑的形式和規(guī)模確定下來。宋代成書的《營造法式》，詳細地記述了官式建筑的設計、施工、用料等，對宮殿建筑的形體、構件和細部裝飾處理都作了嚴密的規(guī)定。

從西夏的宮殿遺址、現(xiàn)存塔廟和西夏王陵出土的大批建筑材料及裝飾構件，如鴟吻、石礎、石柱、方磚、套獸、垂獸、瓦當、滴水等來看，這些構件大都屬于《營造法式》中所明確規(guī)定的中國傳統(tǒng)木構架建筑體系中官式高等殿堂建筑的構件，這說明了西夏王朝在建筑上基本承襲了中原王朝官式建筑的傳統(tǒng)，例如瓦當構件：唐代因受佛教文化的影響，瓦當多用蓮花圖案，西夏的瓦當?shù)嗡幕ɑ茱椉y大多也是蓮花，顯而易見，這是繼承了五代到唐朝的建筑藝術風格。在《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規(guī)定了佛殿、寺廟、皇宮的建筑材料、色澤、規(guī)格等，若違律則要受到懲罰，這說明西夏統(tǒng)治者完全接受了中原傳統(tǒng)建筑倫理的建筑技術規(guī)范。

西夏黨項羌族原來的居所習俗是“其尾織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談不上建筑。李德明在興州曾“大起宮室，綿亙二十余里，頗極壯麗”。李元昊正式立國之后，西夏的建筑業(yè)也隨著統(tǒng)治階級奢侈享樂的需要而獲得了進一步的發(fā)展。西夏在建筑風格上多受中原唐宋王朝建筑文化的影響，這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在其中的。

從唐到宋的幾個世紀中，黨項羌族人民從青藏高原一帶遷居到西北地區(qū)，他們長期與漢族雜居，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而多有變化。另外，黨項拓跋李氏在唐、五代至宋初受到中原王朝的加封，世代為官，他們的漢化程度更甚于其他黨項羌人。為了建國立邦，黨項拓跋李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向中原王朝學習，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建筑業(yè)。因此，西夏建筑的特點是“雜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的建筑也有自己的標志性特色。屋身構件中的人像支座，質地為紅砂巖，底部平整，雙目圓睜，高顴塌鼻，闊嘴厚唇，袒胸露乳，雙手扶膝，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是西夏標志性建筑構件之一。還有西夏王陵出土的琉璃和灰陶的鴟吻，形狀為龍頭魚尾的神獸，龍頭上腭翹起，背飾魚鱗，腮飾蕉葉紋。蕉葉紋圖案是隨佛教東傳進入中國的，西夏是較早將這種圖案應用于建筑裝飾中的。

西夏王陵將陵臺建成塔形，在中國傳統(tǒng)陵園建筑中尚屬于首例，這是黨項羌民族在建筑中突出民族特征的標志之一。另外，西夏的建筑也體現(xiàn)了濃厚的宗教情結，建筑中較多使用蓮花圖案，迦陵頻伽是佛國天堂中能發(fā)出美妙聲音的妙音鳥，西夏王陵就出土了琉璃和灰陶兩種類型的迦陵頻伽，造型獨特，形象逼真，被認為是西夏建筑中具有高超水平的標志性建筑藝術品。

出土的還有許多佛教題材的脊飾構件，這些具有宗教特色的建筑構件既表明了西夏對佛教的推崇，繼承發(fā)揚佛教文化，又體現(xiàn)了西夏王陵的神圣，構成了西夏建筑的突出特點。

興盛的采鹽業(yè)　鹽是大自然賜予黃河上游地區(qū)各民族人民的厚禮，也是黃河上游地區(qū)豐富礦產資源中開發(fā)最早的寶藏。千百年來，居住在這里的人們憑借著自己的雙手，把地處高寒荒漠的鹽湖變成了養(yǎng)活人們的富源。黃河上游地區(qū)的數(shù)百個鹽湖像顆顆明珠鑲嵌在黃河以北的柴達木盆地、阿拉善沙漠以及寧夏平原東部。

這一地區(qū)的湖鹽儲量之富，為世界罕見。西夏政權擁有河套鹽池和寧夏平原東部的鹽池，采鹽業(yè)是西夏最為興盛的手工業(yè)之一，“西夏數(shù)州之地，財用所出，并仰給青鹽”，鹽稅成為西夏重要的經濟收入。西夏的西安州有池產顆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于此。西夏的鹽州、靈州境內也是鹽池眾多，這里有一條南北走向的弧形低洼地帶，史稱“鹽川”。

鹽川被長城橫切成兩部分，長城外有北大池、茍池、鄂包池等鹽湖，長城內有花馬池、濫泥池、波羅池、蓮花池等鹽湖。這一片“積鹵為鹽，積鹽為雪”的寶地，在唐朝時就開發(fā)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溫泉池、長尾池、五泉池等。西夏時期，這里的居民“以販青白鹽為命”。直到今天，在寧夏鹽池縣境內和陜西定邊縣境內仍可以看到許多雪白的鹽湖灘，而且，其中有部分鹽湖現(xiàn)在還在用于產鹽。

我們可以想象，在千年之前的西夏時期，這里的鹽產量是多么豐厚。西夏對鹽實行官營，在中央設置鹽鐵使一職，專管鹽鐵。西夏的鹽除境內人民使用外，還用于和周邊各國的交換。西夏烏池所產的青鹽味道甘美，質量高于北宋解池的鹽，因此，西夏通過與宋的青鹽交易獲利頗豐。

宋朝曾采取封禁政策，致使“戎人乏食，相率寇邊”，而關隴之人也因無鹽以食而人心浮動。慶歷四年（1044年），宋夏議和時，西夏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每年要輸往宋朝10萬石食鹽。宋朝對西夏的其他條件都應允了，唯獨對10萬石青鹽之事未準許?？梢娢飨柠}資源的豐厚，也反映了西夏與宋朝在鹽貿易領域內的競爭。

當我們到甘肅去旅游，在甘肅安西榆林石窟的壁畫中，會看到一幅西夏時期的《釀酒圖》，畫上繪有兩位中年婦女，一位坐在爐門前添柴吹火，目光直視爐灶上的釀酒蒸餾器；另一位站在灶臺旁邊，手持陶缽，回首面對爐門前的婦女，若有所問。爐灶旁邊放著一把酒壺，一個高足碗和一只木桶。這幅畫生動而真實地再現(xiàn)了當時西夏采用“蒸餾法”釀酒的情景。

黨項羌族是游牧民族，他們日常以肉食為主，經?；顒佑跁缫爸?，酒能幫助溫胃御寒，因此，酒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飲品。釀酒業(yè)在黨項羌族中歷史悠久，是西夏古老的傳統(tǒng)手工業(yè)之一。早在黨項羌族遷居內地之前，他們過著逐水草而居，畜牛、羊、馬、驢以為生為食的時候，就已懂得“求大麥于他界，醞以為酒”。

遷居內地后，黨項羌族雖然逐漸轉向了半農半牧的經濟狀態(tài)，但善于釀酒、飲酒的古老習俗卻一直沒有改變，而且傳統(tǒng)的釀酒業(yè)還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生機，無論河西走廊還是沿邊的山界，到處都有釀酒的作坊。

黨項羌族不僅在婚喪嫁娶、聚眾議事、論功行賞、舉兵征伐、出行狩獵、慶賀誕辰、歡度佳節(jié)、外出放牧、接待使臣等重大活動時要開懷痛飲，而且在尋敵復仇、閑來無事時也以飲酒為樂。李元昊“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huán)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酒在西夏國內的品種很多，銷量也很大，黨項羌人飲用酒的品種主要有大麥酒、小曲酒、馬奶酒、黃酒、粟酒、普康酒（葡萄酒）等。西夏對酒實行嚴格的榷課制度，所有的酒曲都由官府釀造。西夏的釀酒分為官1釀和民釀兩種，官釀是指各級官府開設的酒務或酒坊。

民間的釀酒必須在官府的同意和監(jiān)督下進行。首先，必須經過官府的批準才能開酒坊，不經官府批準私自釀酒至百斤的要受到懲罰。其次，還必須使用官府的酒曲，專曲專用，不得轉賣他人。

商業(yè)與貿易　農業(yè)、牧業(yè)、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促使西夏商品交換頻繁發(fā)生。另外，西夏所控制的河西一帶地處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當時分立的各個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兵戈相見雖使昔日的陸上絲路漸趨冷落，但卻并未阻斷絲路中西交通要道作用的發(fā)揮，依舊有中西各國的政治使團、貿易商隊、文化使節(jié)穿梭于這條絲路古道上。

“獅子搖光毛彩豎，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來獻赤汗馬，贊普亦奉翠茸裘”的場景還能依稀再現(xiàn)，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夏對內、對外貿易的發(fā)展。司馬光對西夏對外貿易狀況是這樣描述的：“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余與他國貿易。

其三面皆氐戎，鬻之不售。唯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彩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闭f明了西夏在對外貿易中對中原王朝的依賴性，對外貿易對西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整個國民經濟和政治中都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因為西夏與周邊各國及民族的貿易一般都具有經濟和政治需要的雙重意義，既滿足了雙方的經濟需求，又使雙方保持了和平友好的政治關系。西夏商品交換的物品較多，有土地、房產、牲畜、布匹、糧食等各類日常生活用品。

在西夏的商業(yè)領域內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本萬利”的高利貸非常盛行，這可能與當時西夏與周邊政權頻繁的戰(zhàn)爭、天災人禍等有著密切的關系。西夏的高利貸主要有兩種形式，即典當和借貸。20世紀初，在我國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的黑水城遺址中出土了15份西夏天慶年間的典當文契。

1989年，在甘肅武威新華鄉(xiāng)遺址發(fā)現(xiàn)一批西夏文獻，其中有一件為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二十五日沒水何狗狗向瓦國師借貸糜子的契約，而且在西夏的法律中有專門關于高利貸的法律條文。這些都說明了高利貸行業(yè)已經滲透到西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較為頻繁。

西夏的對外貿易形式主要有貢賜、貢使貿易，邊境的榷場、合市貿易，私市貿易。貢賜、貢使貿易是古代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之保持羈糜關系的傳統(tǒng)形式，同時也是雙方經濟交流的重要途徑。西夏通過與遼、北宋、金各國的貢賜貿易獲得了很大的經濟利益。榷場與合市是邊境貿易的主要形式。西夏在邊境先后開通了多個榷場、合市。

但是隨著夏與鄰國關系的變化，榷場、合市時開時閉，地點也在變化。宋朝在當時就經常以關閉榷場來對西夏進行經濟上的制裁。在榷場、合市貿易中，西夏的貨物以畜產品、青鹽和藥材為主，尤其是羊、馬每年都以數(shù)千只、數(shù)萬匹計數(shù)。西夏的青白鹽，每年賣給宋朝邊民的有10萬多斛（折合成當時宋朝計重單位約500萬斤），由于這種鹽味美價廉，宋朝邊民十分喜愛，曾一度對宋朝的解鹽造成嚴重的沖擊。

宋朝與西夏交易的貨物主要有茶、絲織品、日用品等，尤其以茶和絲織品為重，這是由于西夏境內的黨項、回鶻、吐蕃等民族的經濟生活多以游牧為主，飲食多以肉、奶為主，需要飲茶來幫助消化、調節(jié)生理機制以減少疾病。但西夏境內又不產茶，所以所需的茶都要從中原宋朝輸入。輸入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以馬或其他畜產品與宋朝交換，“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茶里來”，就是對中原王朝與各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這種以茶馬為主的互市貿易的詠贊；二是靠宋朝的賞賜。

這種茶馬貿易在西夏的社會生活中顯得格外重要，茶在西夏境內的價格也十分昂貴，以茶數(shù)斤就可以買羊一只。西夏每年所得的茶，除了供統(tǒng)治階級享用外，主要用作軍功等的賞賜物品。私市貿易是適應西夏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時間早于榷場、合市。

雖然是私市，但其交易的產品卻種類繁多，包括了西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宋夏關系緊張，榷場、合市關閉的情況下，私市就成為解決生活用品不便和損失的主要方式?！皞髀劷鼩q法禁疏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描述的就是私市在中原與邊疆少數(shù)民族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