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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抗戰(zhàn)

1937年7月7日，駐守豐臺的日軍河邊正三旅團第一聯(lián)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進行夜間演習(xí)，當(dāng)晚以丟失士兵為借口尋釁，二十九軍軍部下令死守陣地，8日駐守蘆溝橋的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馮治安）步兵一一○旅（何基灃）二一九團（吉星文）第三營（金振中）打響抗日戰(zhàn)爭第一槍，9日蔣介石電宋哲元積極準(zhǔn)備，談判須不喪絲毫主權(quán)。7月11日宋哲元自樂陵趕回天津，即派張自忠、張允榮與日方秘密議定三款條件。

12日增派的日軍已經(jīng)源源開抵天津，宋哲元仍對日軍心存幻想，談話謂“能平即能和”，并執(zhí)行撤兵，盧溝橋駐軍撤至長辛店及衡門口，蔣介石電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擴大”方針，就地抵抗。13日蔣介石再電宋哲元，決心全力抗戰(zhàn)，“盼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宋哲元對蔣介石的抗戰(zhàn)決心頗為懷疑，14日派陳覺生、鄧哲熙繼續(xù)與天津日軍參謀長橋本群等接洽，并親與日軍參謀長專田少佐會談，15日日軍司令香月清司晤宋哲元，16日張自忠與日方在津正式談判。17日日本政府向中國外交部送交一份照會，公然指責(zé)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調(diào)兵遣將，形成對日本的“挑釁”。18日宋哲元晤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19日宋哲元趕到北平，中日雙方在北平成立第二次協(xié)議，并報請中央批準(zhǔn)，又主動撤除北平城防，蔣介石多次電示宋哲元切勿對日軍抱有任何幻想。

7月20日，日軍再次炮擊宛平城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率軍死守，長辛店等地也遭日軍襲擊，我守軍英勇守衛(wèi)，日軍未能得逞，宋哲元卻一味委曲求全，21日盧溝橋二十九軍撤退，由石友三之保安隊接防。7月22日蔣介石電宋哲元，對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評，指示其“刻刻嚴(yán)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23日盧溝橋附近日軍拒不撤退，二十九軍亦返回原防，24日孫連仲、龐炳勛、商震、李默庵部增援華北，宋哲元始決心抵抗。7月25日日軍進攻廊坊，第一一三旅旅長劉振三奮起抵抗，廊坊終失，戰(zhàn)事擴大。7月26日天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二十九軍部隊，宋哲元當(dāng)即予以堅決堅決拒絕，并退回通牒，終止談判，明諭二十九軍抗戰(zhàn)。27日日軍進攻通縣，又襲擊高麗營、昌平、湯山、沙河等地，宋哲元發(fā)表守土抗敵的通電，表示“我守土有責(zé)，不得不正當(dāng)防御”。

7月28日拂曉，香月清司率日軍鈴木混成旅團、河邊正三旅團和機械化旅團，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齊對北平城發(fā)起總攻擊，二十九軍措手不及，損失慘重，傷亡五千余人，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于南苑壯烈殉國，午后宋哲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奉蔣介石命放棄北平，退守保定，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離北平赴保定，請中央軍北援。7月29日北平失守，第二十九軍撤退，宋哲元退保定，由張自忠代理政務(wù)委員會委員長和北平市長拖延時間，30日天津失守，我軍退靜河、馬廠，宋哲元電南京請求處分。

千里潰退

8月3日宋哲元通電辭職，委馮治安代理第二十九軍軍長，6日蔣介石派宋哲元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命反攻平津，轄第五十九軍（由原三十八師擴編，軍長宋哲元兼）、第六十八軍（原一四三師擴編，軍長劉汝明）、第七十七軍（原三十七師和一三二師擴編，軍長馮治安），擔(dān)任平漢線防衛(wèi)，14日發(fā)表告官兵書，21日到南京面晤蔣介石，蔣介石大加慰勉。8月24日平綏線南口失守，27日張家口失守，劉汝明軍退口外，9月10日日軍第十師團磯谷廉介突破馬廠，宋哲元部南退。9月11日馮玉祥任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蕭振瀛以馮玉祥的“總參議”身份率先來到前線，鼓動“倒宋”，16日馮玉祥剛到達連鎮(zhèn)，宋哲元從滄州趕來，即表明自己因舊病復(fù)發(fā)，難以支持，已蒙中央準(zhǔn)假到泰山休養(yǎng)，軍務(wù)交馮治安代理，24日滄州失守，宋哲元、龐炳勛部全線撤退。

10月上旬馮玉祥因指揮不動憤而辭職，宋哲元回到大名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日軍為了策應(yīng)忻口會戰(zhàn)，將原在石家莊一帶的部隊調(diào)進娘子關(guān)，河北腹地頓呈空虛狀態(tài)，宋哲元提出急攻邢臺北取石家莊的戰(zhàn)略意圖，企圖挽回局面，土肥原師團采取“圍魏救趙”之計，派精銳二十七旅團，從邯鄲直撲成安、魏縣，意在乘虛奪取大名。11月6日宋哲元部克河北成安，11月11日大名失守，宋哲元急令各部撤出陣地，部隊經(jīng)長期苦戰(zhàn)，損耗慘重，士氣極低，已喪失主動進擊的能力，均與日軍一觸即退，對于華北失陷，宋哲元應(yīng)負(fù)責(zé)任。

病死后方

1938年1月宋哲元退到河南新鄉(xiāng)。2月18日敵軍陷新鄉(xiāng)，宋哲元軍西退，20日任第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仍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3月潰敗到達鄭州，宋哲元辭去集團軍總司令職，4月第一集團軍番號被撤消，宋哲元僅任第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從此失去了直接指揮軍隊的權(quán)力，心情抑郁。7月因病又辭第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職務(wù)。9月宋哲元突患肝病，后又患腦血栓，病情日漸惡化，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療休養(yǎng)，10月轉(zhuǎn)到廣西陽朔，12月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1939年4月遷往重慶南溫泉，6月移至四川灌縣養(yǎng)病，并于東關(guān)外建“博愛山莊”，12月回成都就醫(yī)，25日病篤，食物難進，不忘報國素志。

宋哲元住鄭州不久便染上肝病，隨后離職赴衡山休養(yǎng)。衡山休養(yǎng)期間，宋哲元既無實權(quán)又無實力，心境很差。他特別操心華北平津的罪責(zé)歸咎問題，時常對人念叨：“華北的事究竟是誰的責(zé)任?是不是完全由我們來負(fù)這個責(zé)任?”后來，他找到冀察政務(wù)委員會成立后蔣介石給他寫的一封親筆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權(quán)處理，而由中央負(fù)擔(dān)一切責(zé)任。他如獲至寶地把這封信收藏在身邊，為的是在危急時用它充當(dāng)“護身符”。在他病危時，還曾囑咐家人要將此信編入他的傳記，以便洗刷推卸他對喪失華北的責(zé)任。

宋哲元先為肝病，后又患腦血栓，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療休養(yǎng)，后轉(zhuǎn)到四川灌縣，1940年初再移至綿陽，這一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風(fēng)不語病逝，葬于綿陽附近的富樂山，享年56歲。

國民政府追升其為一級上將，遺體安葬于綿陽富樂山，并為其立一座高大的“神道碑”。其墓碑由馮玉祥將軍親書“宋上將明軒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