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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1年（漢昭帝始元六年），大將軍霍光以昭帝名義，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60余人，舉行一次大規(guī)模的政策討論會。這次會議，是要“總論政治得失”，對漢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政策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辯論。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鹽鐵會議”。

漢武帝在位時期，重用大理財家桑弘羊，實行鹽鐵專賣，收回鑄錢大權，同時設立“平準”、“均輸”制度，加上“算緡”，“告緡”辦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擊了大工商業(yè)主和封國諸侯的經(jīng)濟勢力，加強了中央政權的經(jīng)濟基礎。漢武帝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內(nèi)削諸侯王，北擊匈奴，西通西域，大大鞏固了中央集權，促進了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但同時也因負擔過重，導致“天下虛耗，百姓流離”，不斷爆發(fā)小規(guī)模起義，階級矛盾日趨尖銳。漢武帝一方面進行鎮(zhèn)壓，一方面決定在基本方針不變的前提之下，適當調(diào)整一些政策。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書漢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輪臺一帶，實行軍事屯田，“以威西國”。漢武帝深知力所不及，為此下了一道“輪臺詔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賦，拒絕在輪臺再興辦屯田，并明確表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同時，他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yǎng)民”，積極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事業(yè)。這個政策，對鞏固前一時期加強統(tǒng)一集權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漢武帝來不及全面貫徹“輪臺詔令”的方針，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臨死前，任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并確定以他為首，與上官萊、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輔佐即將繼位、年僅8歲的漢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時，“無所改作”，堅持漢武帝加強集權的各項主要政策，同時能夠“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注意貫徹漢武帝“輪臺詔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賢良文學對“民間疾苦”的意見，一致回答：“愿罷鹽、鐵、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組織了“鹽鐵會議”。

會上，霍光沒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會議。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辯的主要發(fā)言人。從各地請來的賢良、文人，則利用這次機會，對漢武帝的各項政策進行了論辯，主要矛頭指向桑弘羊，紛紛要求有所更改。于是，會上以賢良、文學為一方，桑弘羊為另一方，展開了激烈地辯論。他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第一，要不要繼續(xù)實行鹽鐵專賣、統(tǒng)一鑄錢、榷酤、平準、均輸?shù)冉?jīng)濟政策。賢良、文人認為政府壟斷這些事業(yè)，是“與民爭利”，主張加以廢止。桑弘羊堅決反對這種意見，他說：“總一鹽鐵，非獨為利人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打擊分裂勢力），禁淫侈，絕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漢初不禁私利，吳王劉濞鑄鐵煮鹽，結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來。另外，大規(guī)?？箵粜倥膽?zhàn)爭，“車甲之貴，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nóng)”。事實說明，實行鹽鐵專賣，對于加強中央集權，抵抗匈奴貴族的侵擾，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馬遷對此曾說過“民不宜賦，而國用饒”，加以肯定。漢武帝時，“為治粟都尉，領大農(nóng)，盡管天下鹽鐵”的桑弘羊，為此立功。所以，在會上，桑弘羊堅持繼續(xù)執(zhí)行鹽鐵專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積極意義的。

賢良、文人反對鹽鐵專賣，把它說得一無是處，不合歷史實際，但卻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鹽鐵專賣，存在不少問題。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濟私，所造鐵器質(zhì)量低劣，“割草不痛”，價錢又貴，農(nóng)民不愿用，出現(xiàn)了“木耕手”的現(xiàn)象。制出的鹽，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認這些事實，致使“民煩苦之”。

第二，對匈奴和戰(zhàn)問題。匈奴貴族長期擾邊，漢武帝發(fā)動大規(guī)模反擊戰(zhàn)爭，這在當時還是必要的。不過，連年征戰(zhàn)，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史書記載，武帝晚年，“海內(nèi)虛耗，戶口減半”，“東方盜賊滋起”，封建統(tǒng)治呈現(xiàn)不穩(wěn)。賢良、文人以此為口實，全面否定抗匈斗爭。他們認為，早就不應該輕啟戰(zhàn)端，只要用仁義加以感化，匈奴貴族自然就不來騷擾，“以仁義導之，則北乘無寇虜之優(yōu)”。

會議上，他們主張“罷關梁，除障塞”，撤除邊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認為這樣自能安定和平。這些議論，不切實際，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擺出漢朝與匈奴關系的歷史，說明匈奴貴族貪婪好戰(zhàn)，即使“重質(zhì)厚賂”，照樣“暴害滋甚”。所以，他認為對于匈奴貴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仁義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實行“法治”，還是實行“德治”。桑弘羊堅持漢武帝長期實行的“法治”政策。他認為，“令嚴而民（謹）慎，法設而奸禁”，實行嚴刑峻法，則“民不逾矩”，才能鞏固封建統(tǒng)治。

來自地方的賢良、文人，直接感受農(nóng)民反抗的威脅，指出，“疲馬不畏鞭，疲民不畏刑法”，單靠酷刑鎮(zhèn)壓，“不可久也”，漢朝政權有可能步秦后塵，迅速垮臺。賢良、文人主張實行“德治”，是要求漢朝廷變換統(tǒng)治手法，加強對人民的思想統(tǒng)治，先“禮”后“法”，“禮用敬明，不從者，然后等之以刑。”

儒法之爭，是指春秋戰(zhàn)國社會大變革過程中，儒法兩個學派之間的斗爭，有它的特定含義。爾后，隨著封建社會的確立和發(fā)展，產(chǎn)生儒法斗爭的社會歷史條件發(fā)生變化，儒法逐漸走上了合流。鹽鐵會議正是在儒法日趨合流的歷史條件下召開的。#p#分頁標題#e#

鹽鐵會議是漢朝政府討論國策的一次會議。會議留下了記錄。宣帝時的桓寬利用這些記錄材料，寫成了幾萬言的《鹽鐵論》一書?！尔}鐵論》保存了當時辯論雙方代表人物的原來風貌，為后人提供了西漢鹽鐵專賣和鹽鐵會議的重要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