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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在歷史轉(zhuǎn)折的重大罐頭下，在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的支持下，胡耀邦組織和領(lǐng)導了規(guī)?？涨暗钠椒丛┘馘e案。

僅“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干部就有230多萬人。能否打碎這個枷鎖，為千百萬無辜遭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恢復(fù)名譽，實現(xiàn)黨的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是粉碎“四人幫”后一項極為迫切的任務(wù)，也是廣大干部群眾最為關(guān)切的首要問題。

對于平反冤假錯案，鄧小平和胡耀邦態(tài)度都很堅決。1975年鄧小平在領(lǐng)導全面整頓時，就雷厲風行地領(lǐng)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與落實干部政策工作。而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幫”后不久托人給葉劍英和華國鋒捎口信所提的三條建言中，第二條就是“冤獄一理，人心大喜”。1977年3月他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時，就在中央黨校領(lǐng)導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

從1977年夏天起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黨校對多年積累下來的163個冤假錯案和1358人（包括當年的學員）的問題進行了復(fù)查、平反，并作了善后處理。這項工作進行得堅決、迅速和徹底，在全黨全國起了示范作用。

胡耀邦積極平反冤假錯案，是與鄧小平等人的領(lǐng)導和堅定支持分不開的。1977年2月，鄧小平率先批評“兩個凡是”，為平反冤假錯案開始掃除政治障礙。同年3月14日，尚未復(fù)出的鄧小平同剛履新中央黨校副校長、前來看望的胡耀邦談話，就粉碎“四人幫”后應(yīng)該抓緊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交換意見。

胡耀邦回到中央黨校后，立即布置中央黨校的楊逢春、葉揚、陳中等撰寫《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的文章。這篇文章，胡耀邦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并和這些同志一起陸續(xù)修改了17次才定稿。文章批評有些管干部工作的負責人很不得力，呼吁各級組織部門“要敢于沖破阻力，一切強加給干部的污蔑不實之詞一定要推倒，顛倒的干部路線是非一定要糾正。

”胡耀邦在組織該文時，鄧小平已于7月17日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fù)黨政軍職務(wù)。這對胡耀邦是很大的支持。文章10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吹響了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聲號角。

平反冤假錯案，中央組織部是關(guān)鍵部門。其時，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對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持消極抵觸態(tài)度，在他的把持下，中組部變成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衙門”，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有的老同志到中央組織部去申訴冤情，甚至被拒之門外。

中組部的幾位老同志通過人民日報社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反映郭玉峰的問題。1977年10月17日，鄧小平在報告上批示：“郭玉峰同志的錯誤是不小的，建議調(diào)離中組部。”郭玉峰去職后，葉劍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喊冤上訪的人這么多，到哪里去找一位斷案如神的包公呢？”鄧小平先已知悉一些老同志提名胡耀邦，此時隨即說：“我推薦一個人，胡耀邦，最合適。”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

胡耀邦面對的是一個異常艱難復(fù)雜的局面。12月19日，在中組部全體干部大會上，他在亮相講話中就以“積案如山，步履維艱”來形容當時的狀況。他說：“我們每向前邁一步，其艱難程度就如同登喜馬拉雅山。”但他同時態(tài)度堅定地表示：清理和推動這些冤案的解決，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不管如何艱難，我們都要“會當凌絕頂”，把所有的大山都搬掉。

他要求要認真做好來訪接待工作，認真處理群眾來信，努力把黨的組織部門建設(shè)成為“黨員之家”、“干部之家”。他還提出：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面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胡耀邦主持平反的第一個冤案是西藏自治區(qū)原黨委副書記、西藏軍區(qū)副政委王其梅案。王其梅曾任第二野戰(zhàn)軍18軍53師政委，進軍西藏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委，1967年9月被迫害致死。胡耀邦在鄧小平指示下，當機立斷為王其梅案平反，打開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突破口。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其實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案件。上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當局先后逮捕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華北地區(qū)從事地下工作的許多重要干部，把他們關(guān)押在北平草嵐子胡同的“北平軍人反省院”。他們當中有著名共產(chǎn)黨人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趙林、李楚離、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等。

這些人在獄中成立了黨的組織，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1936年，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為了開展工作，解決缺乏干部的問題，報請中共中央批準，指示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敵人規(guī)定的手續(xù)出獄。對此，中共中央早已有過結(jié)論，沒有當作問題。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為了篡黨奪權(quán)的需要，于1967年3月將薄一波等61人定為“叛徒集團”，將他們批斗、監(jiān)禁、扣押或趕出北京。中央專案組還設(shè)立“三六”（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專案組進行專案審查?？瞪踔琳f，這是“永遠翻不了的鐵案鋼案”。

對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鄧小平很早就表示異議。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時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61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登“反共啟事”的責任歸咎于他們是不公道的。但由于“四人幫”的阻撓和破壞，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中共中央發(fā)出為黨和國家一些領(lǐng)導人平反的通知。

對于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胡耀邦態(tài)度非常堅決。1977年12月31日，他在中組部部務(wù)會議上說，應(yīng)該把王其梅這個問題加以解決，當作審視“三六”大案的突破口。1978年6月9日，胡耀邦召集中組部干審局干部，布置復(fù)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他堅定地對干審局的同志說：有些人硬扛著“兩個凡是”牌子不放，堅持一錯到底。

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jié)論與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

在中組部開始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重大錯案進行復(fù)查時，遇到了中央專案領(lǐng)導小組的反對。理由是：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不要因為粉碎了“四人幫”，過去定了的案子就要推翻。1978年5月，中央決定將中央專案機構(gòu)所管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中央組織部。但由于“兩個凡是”方針的影響，這項工作被一再拖延。面對這一情況，胡耀邦決定，即使中央專案組不提供材料，也要復(fù)查，不怕困難，從頭做起。

關(guān)鍵時刻，鄧小平表示了堅決支持的態(tài)度。1978年6月25日，他在一封關(guān)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申訴信上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隨后的7月4日，華國鋒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復(fù)查，向中央寫個報告。”有了中央領(lǐng)導人給的尚方寶劍，中組部開始組織力量，全力投入這個案件的復(fù)查工作。胡耀邦指示，由于此案關(guān)系重大，為減少阻力，不宜聲張，必須審慎、細致，而且要鼓足干勁，爭取在3個月內(nèi)復(fù)查完畢，寫出復(fù)查結(jié)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拿出方案來。

復(fù)查組經(jīng)過5個多月的艱苦努力，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寫了《關(guān)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diào)查報告》，《報告》指出：“根據(jù)登‘反共啟事’出反省院的問題，定六十一人為叛徒集團，是不正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大錯案。”

12月16日，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正式向全黨轉(zhuǎn)發(fā)了中央組織部的這個報告，宣布“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問題全部解決。一個多月后，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會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隆重舉行。這個影響重大、案情復(fù)雜的大案的昭雪平反，震動了全國，大大加快了糾正冤假錯案的進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黨中央的領(lǐng)導下，全國各地大刀闊斧地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形成了全黨辦案的高潮。鄧小平對于這項工作高度重視，始終予以強有力的支持。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談到平反冤假錯案時強調(diào)指出：“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

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應(yīng)該改正。有的問題不能夠一下子解決，要放到會后去繼續(xù)解決。但是要盡快實事求是地解決，干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對過去遺留的問題，應(yīng)當解決好。”此后兩年間，鄧小平先后參加了13次追悼會，為53名含冤去世的同志獻了花圈。

1980年5月17日，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這是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會場。

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當選為中央紀委第三書記，三中全會后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部長，這使他在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取得了更大發(fā)言權(quán)。

隨著平反工作的層層展開，我黨歷史上的最大冤案劉少奇一案提上了日程。

劉少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lǐng)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shè)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文革”中被錯誤打倒，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含冤去世。劉少奇被打倒后，因此而錯受刑事處分的就有2.8萬余人，其他受批斗、隔離、關(guān)押的更是不計其數(shù)。

1978年12月24日，一封要求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來信送到了鄧小平手中。鄧小平立即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中組部研究。”在這之前類似的信件也有，但沒有得到重視。鄧小平的這一批示，把重新考慮劉少奇案的問題提到了中央政治局。此后不久，鄧小平又批示中央紀委研究。

據(jù)1979年2月22日中央紀委書記辦公會議紀要記載：“中紀委辦公會議決議：劉少奇問題，群眾來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紀委研究。這兩人的問題（按：另一個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1979年2月5日，時任國家地質(zhì)總局局長孫大光致信胡耀邦并黨中央，建議重新審議劉少奇一案。2月23日，陳云作出關(guān)鍵性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傳閱完畢，中央辦公廳應(yīng)正式通知中組部、中紀委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

在鄧小平、陳云批示前，胡耀邦已就劉少奇平反問題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早在1977年他領(lǐng)導中央黨校在起草《關(guān)于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干問題》時，就把劉少奇的“叛徒、內(nèi)奸、工賊”三頂帽子去掉，并且預(yù)見到“這份材料發(fā)下去，意見分歧，可能發(fā)生在對劉少奇的錯誤這個問題上，不過不要緊，議論紛紛有好處嘛！”胡耀邦就是要引導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級干部學員對劉少奇的問題“議論紛紛”，重新思考。

1978年12月28日，他到中央黨校向第二期學員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時說：“有同志講，劉少奇那個‘叛徒、內(nèi)奸、工賊’算數(shù)不算數(shù)？這我還講不清楚，因為我沒有看材料，我估計不可靠，大體上不可靠。”通過這種方式巧妙地把要為劉少奇復(fù)查平反的信息透露給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級干部。

此前的1978年11月，在《關(guān)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diào)查報告》寫出不久，胡耀邦就問中組部干審局的賈素萍：“六十一人”的問題終于搞清楚了，你們認為劉少奇的問題怎么樣？賈素萍立即回答說：這更純粹是個大冤案！胡耀邦說：那好，你們寫個材料來我看看。1979年1月，賈素萍等人給胡耀邦送去他們經(jīng)過調(diào)查寫成的《關(guān)于劉少奇同志問題的調(diào)查報告》。

胡耀邦多次與賈素萍等商量修改，改好后由他報送中央，建議為劉少奇平反。同年1月下旬，胡耀邦在家中接待王光美和劉源、劉婷時說：“少奇同志的案子是黨的歷史上最大的冤案，這個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我們復(fù)查不能像‘四人幫’那樣，隨心所欲想怎么說就怎么說，要逐一逐條地反駁，還少奇同志以清白。”聽了胡耀邦的話，王光美和子女都激動得流淚了。

1979年3月，中央正式?jīng)Q定由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4月18日，劉少奇案件復(fù)查組成立。胡耀邦直接領(lǐng)導了復(fù)查工作。復(fù)查組經(jīng)過10個月周密的調(diào)查研究，反復(fù)核對各種材料，用可靠的事實逐條否定了強加給劉少奇的罪名。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一致通過《關(guān)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劉少奇冤案的解決，對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經(jīng)過全黨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82年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完成。全國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凝聚和鼓舞了人心，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實現(xiàn)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zhuǎn)移、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奠定了組織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