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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投降事件

李陵投降的悲劇

李陵是西漢武帝時期的著名將軍，是號為“飛將軍”的李廣的孫子。因為“善騎射”，被漢武帝認為大有李廣遺風，特命他帶八百名騎兵深入大漠偵查地形。勝利歸來后被任命為騎都尉，指揮五千勇士，在酒泉、張掖一帶布防。公元前89年，李陵主動請戰(zhàn)，率領這5000步兵出征，與匈奴單于帶領的主力遭遇。李陵下令以大車結為軍營，出戰(zhàn)時“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當匈奴軍逼近時，“千弩俱發(fā)，應弦而倒”。獲得首戰(zhàn)勝利。匈奴調集援軍，連續(xù)進攻，李陵以“連弩”(應該是遠射程的強弩)射單于，使單于差點中箭。最后匈奴將漢軍圍困于山谷，萬箭齊發(fā)，而漢軍矢盡糧絕，只剩隨身的“尺刀”，無法有效還擊。李陵感嘆說，如果再有幾十支箭也就能夠突圍了。最后的突圍戰(zhàn)中，只有十幾個人跟隨，李陵的副將韓延年戰(zhàn)死，李陵感嘆：“無面目報陛下!”于是放下武器投降。

戰(zhàn)敗的消息傳回長安，但一時沒有李陵的下落。漢武帝希望李陵能夠壯烈戰(zhàn)死，召見李陵的母親和妻子，旁邊安排了相面的術士，看看她們臉上是否有“死喪色”，結果術士說是沒看到，漢武帝很懊惱。不久消息傳來，李陵已經投降了匈奴，漢武帝更是大怒。廷議時，太史令司馬遷上前為李陵辯解，被漢武帝以“誣罔”罪名處以宮刑。漢武帝派了將軍公孫敖深入匈奴境內，無功而返，公孫敖匯報說，抓到的俘虜說李陵已經教會了匈奴怎么對付漢軍，所以漢軍沒法打勝仗。漢武帝于是下令將李陵全家“族誅”，母親、兄弟、妻子、子女都被殺。后來漢朝與匈奴恢復使節(jié)往來，李陵責問漢朝使者為什么要殺他全家?使者把緣由告訴他，李陵連呼冤枉，原來是另一名投降匈奴的漢朝軍官李緒在幫助匈奴練兵。李陵派人暗殺了李緒泄憤，再也不愿意回到家鄉(xiāng)?！稘h書·李陵傳》作者以同情的筆調敘述了這個悲劇故事。

那么李陵在無法繼續(xù)戰(zhàn)斗的情況下投降敵軍，究竟是不是犯罪?漢武帝殺他全家究竟有沒有法律依據(jù)?如果他后來被匈奴釋放回到家鄉(xiāng)，是否仍然會受到追究?

強制一戰(zhàn)到死的法律

根據(jù)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竹簡所載漢初的法律，我們可以得知，李陵在戰(zhàn)場上投降敵軍本身就是犯了死罪。出土的《賊律》明文規(guī)定，駐守邊境據(jù)點將士叛變、主動投降敵軍的，或者是在敵軍來進攻時作戰(zhàn)不力投降的，和企圖謀反、臨陣脫逃同樣處理：“皆要(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本人從腰部一斷為二，全家族誅(父母、妻子及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全部處死)。也就是說，漢武帝在得知他投降匈奴時，已經可以按法處置將他全家族誅，不必再有他叛變、幫匈奴練兵這一情節(jié)。

張家山漢墓出土的漢律被認為是漢初高后二年律(公元前186年)，很有可能是由原來的秦律改編而來。而秦國在商鞅變法的時候就已經立法“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可見戰(zhàn)場投降已經是一項重罪?！稇?zhàn)國策·魏策》載秦國安陵君的一段言論，說有國王授予的“太府之憲”法令，其中規(guī)定：“子弒父，臣弒君”的犯罪不得赦免，即便國家發(fā)布了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投降敵軍的守城官兵、逃兵不得赦免)。

這些法律看來漢朝都是繼承了的。在漢文帝的時候，李陵的祖父李廣也曾兵敗、受傷后被匈奴活捉，李廣奪了匈奴的馬匹、弓箭，奮力逃回漢境，但卻被捕下獄，被指控“亡失多”(損失士卒過多)，“為虜所生得”(被敵軍活捉)，兩項罪名，判處“當斬”。后來依靠爵位以及納粟“贖為庶人”。

因此實際上秦漢時期的法律要求將士要為朝廷奮戰(zhàn)到死，即便是已喪失作戰(zhàn)能力，也要為國捐軀，絕不可被對方俘虜。

最著名的降將：于禁與龐德

歷史上最著名的降將遭遇，莫過于東漢三國時期的于禁與龐德了。在東漢末年的混戰(zhàn)中，曹操集團能夠亂中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曹操善于“招降納叛”，于禁就是戰(zhàn)俘出身的將軍。他原來是黃巾軍的士卒，193年隨青州黃巾軍投降曹操，得到曹操手下謀臣王朗的欣賞，推薦給曹操，說此人有“大將之才”。曹操果然信任有加，于禁從此也確實戰(zhàn)功卓著。龐德原來是關中馬家軍的部將，長期跟隨馬騰、馬超，215年曹操進攻漢中打敗馬超，龐德也隨軍投降曹操。

219年，劉備的大將關羽從荊州發(fā)動北伐，進攻曹操的戰(zhàn)略基地樊城，樊城主帥曹仁派于禁、龐德分別在樊城外圍設防。關羽利用夏季暴雨機會，掘開漢江大堤壩，“水淹七軍”。于禁軍營被淹，關羽軍隊乘船猛攻，于禁無法抵擋，只得放下武器投降。龐德的軍營同樣被淹，龐德在殘存的堤壩上堅守，手下的部將建議投降，都被龐德斬首。激戰(zhàn)過午，手下的將士不是戰(zhàn)死就是投降，龐德只得坐小船撤退，船翻落水，被關羽軍隊抓獲。龐德的兄弟當時就在劉備軍中，關羽親自勸他投降，許他為將軍。龐德卻破口大罵，稱：“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關羽于是殺了龐德。

消息傳到曹操那里，曹操為之流涕，說：“于禁跟了我近三十年，臨危處難，居然反而不及龐德!”當時曹操自封魏王，實際上已經實現(xiàn)了改朝換代，原來打天下時候他“唯才是舉”、有能力即使“不仁不孝”之徒也百般招致，現(xiàn)在形勢不同了，需要樹立一個盡忠的榜樣，來為自己新朝服務，而龐德正好就是這樣的典型事例。于是曹操下令大力表彰龐德的忠誠與功績，將龐德的兩個兒子都封為列侯。

曹操聯(lián)絡了孫權襲擊關羽的后路，得以保住樊城。孫權軍隊殺死關羽，得以全取荊州。為了與曹操聯(lián)合對付劉備的進攻，孫權將于禁等原來曹操的部下都送還給曹操。不過這批戰(zhàn)俘到達鄴城時，曹操已經去世，曹丕繼位魏王。曹丕接見于禁，于禁“須發(fā)皓白，形容憔悴”，見了曹丕，“泣涕頓首”。曹丕表面上溫言撫慰，仍然拜于禁為“安遠將軍”，但命令他先去拜謁曹操的陵墓，預先在陵墓的房屋里畫上了龐德發(fā)憤作戰(zhàn)、于禁俯首投降的壁畫。于禁見了壁畫，羞愧難當，發(fā)病而亡。

北宋歷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評論說：于禁“敗不能死，生降于敵”，回來后曹丕可以把他廢了、可以把他殺了，這樣去侮辱他卻是有失君主的風度的。

在法典中消失了的重罪

強制士兵一戰(zhàn)到死的法律法律在后世也長期延續(xù)，尤其是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戰(zhàn)亂時期，朝三暮四、反復無常的軍閥更多，法律也就更堅持不得投降的原則。甚至北齊律還特別設置了“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凡是觸犯這十項重罪的，不可被赦免，官僚貴族也不得享有“八議論贖”之類的特權。“降”被列到重罪的第四種，僅次于直接的謀反大逆叛變等直接侵害皇權的罪名。

不過后來隋朝法律將北齊律的“重罪十條”改編為“十惡”，但卻刪除了“降”。唐朝的法典繼承了隋朝的“十惡”，其中沒有“降”。而在唐律中，“降敵”這項重罪也沒有明確規(guī)定。不僅如此，后世朝廷的正式法典也大多沒有“降”的具體條文。

這種在立法上改進的現(xiàn)象，其原因并不難找。從歷史教訓來看，秦漢那樣嚴酷的法律實際上并沒有能夠起到阻止將士在戰(zhàn)局無望時放下武器的舉動。因為同時期的法律里，對于接受投降、不得殺降的規(guī)定也很明確，尤其是在戰(zhàn)亂時代，各武裝集團“招降納叛”，投降者調轉刀槍作戰(zhàn)，有功就可以得到獎賞。而如果投降后返回原部，反而要招到嚴厲的處罰。特別是誅連親屬的做法，更會堅定投降者幫助敵對方作戰(zhàn)到底的決心。因此隋唐以后的統(tǒng)治者在積累了足夠多的歷史經驗后，在正式法典里刪除了這個罪名。

不過后代的統(tǒng)治者仍然希望將士為自己全力賣命，仍然需要以死刑來脅迫將士。因此將這項罪名歸納到“軍令”系統(tǒng)之中。古代軍隊出征，將帥具有相當大的自由處置權，可以發(fā)布“軍中號令”。唐代法典明文規(guī)定，軍中號令不受法典約束，“各隨臨時處斷，故不拘常律”。將士違反軍中號令，統(tǒng)帥可以直接處罰。只是在“軍還以后”，如果違反的罪名是法律本身有規(guī)定的，按照法律處罰;法律沒有規(guī)定的，就“不合論罪”。另外一個策略是，在一些單行法令加以規(guī)定，有時這些單行法令的嚴酷程度甚至還要超過秦漢。比如明朝正統(tǒng)十四年發(fā)布的軍令，規(guī)定“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