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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嚴謹與人性的溫情相交織，《底線》以法庭視角書寫新時代社會轉型期的百態(tài)人生。

文｜孔鯉

《底線》播出了，作為一部表現(xiàn)新時代人民法官的電視劇，很顯然，它的主角其實不僅僅是人民法官們，盡管這部劇是以靳東、成毅、蔡文靜、王秀竹、張志堅、王勁松等幾代優(yōu)秀法官的視角貫穿的，但這部劇其實還著重呈現(xiàn)了新時代社會轉型期的百態(tài)人生。

這一點和觀眾熟悉的美劇里的律政題材有本質不同，和既往的一些國產劇、港臺劇也有不小的差別。

這不只是戲劇設定上的差別，還是真實的社會制度上的差別：法官是為誰服務的。

《底線》是怎么做的呢？本劇開始就是兩個案件并行，一是雷星宇案，一是駱優(yōu)優(yōu)案 。

先說雷星宇案。雷星宇案說的是放高利貸的人上門追債未果，強行猥褻當事人（女），當事人的兒子憤怒地將放高利貸的人捅死。這個案件的核心矛盾在當事人的兒子是否屬于正當防衛(wèi)。類似事件在現(xiàn)實生活中出現(xiàn)過幾起，但在本劇中是略有不同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主創(chuàng)將它變得更具有普遍性和導向性了。

換句話說，主創(chuàng)想要做的不是一個案子，而是通過案子折射社會百態(tài)。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是以呈現(xiàn)法官為主題的美劇，那么很可能故事走向是法官如何利用規(guī)則漏洞幫當事人的兒子脫罪，當然也有可能是站在放高利貸的人一邊強調法律規(guī)則的正當性，而在這樣的塑造中，雙方當事人其實都變成了戲劇上的客體，主體是要表現(xiàn)法官的高光時刻。

如果想要從戲劇上更刺激一點，還可以加入一些懸疑色彩，甚至說設置一個包庇犯罪團伙的幕后BOSS，把整部劇推向驚險刺激探案方向。

但《底線》沒有這么做，它選擇的戲劇切入點是把這個案子穿插在好幾條民事案件中間。第一個就是我們上面說的直播猝死案，接下來還有性騷擾案、員工開除案，在戲劇結構上看，它確實是類似單元劇的形式，但又不是一個個明顯的區(qū)分度的單元形式，而是試圖在同一時空盡可能容納進更多不同種類的案件。

駱優(yōu)優(yōu)案說的是一名女性在公司直播時突然心肌梗塞當場猝死，但因為沒有和公司簽署勞動合同，公司不認為和她構成雇傭關系，不愿賠付給其父母；與此同時公司還將矛頭對準了其父母，表示是父母長期以來對該女性的強壓才導致了她的不幸。

在這個案件里，法官們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辦法替雙方調解。很多人包括劇中一些不太了解基層的年輕法官都會有疑惑，法院作為一個弘揚正義的地方，為什么會先想著要進行調解？這不是和稀泥嗎？

不是。這不是在和稀泥。和稀泥的表現(xiàn)是盡快地息事寧人，表面上看起來不偏不倚，實際上幫助強勢的一方潛移默化地讓弱勢的一方接受。但法院的調解是建立在對所有當事人的充分調查、以及對他們各自的真實訴求的了解基礎上的。

是真正在解決問題。所以法官們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死者父母和死者的關系是否構成對死者的打擊，死者的弟弟又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沒有簽勞動合同但在這種新型的工作環(huán)境下是否屬于正式員工。

一個人直接表達出來的，不一定是他的真實訴求，真實訴求可能會礙于法理和情理而不便表達。這個時候想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思考清楚對方的真實想法，然后再想辦法構建一個多方面都能接受的辦法。

仔細回顧一下上面說的這些案件，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它們不會出現(xiàn)在過去，也不會出現(xiàn)在外國，它們只會出現(xiàn)在今天，只會出現(xiàn)在今天的中國。

當我們想明白這一點，就很清楚了：《底線》想拍的是在社會大發(fā)展過程中，許多新生事物尚未及時被社會廣泛認知，也尚未及時被法律法規(guī)所囊括，這個時候就需要依靠法律人的力量，在將這些事物所蘊藏的種種矛盾解決好。這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新東西，而時代轉型越快，這些事就越多。

比如哪些轉型？

在今天的城市發(fā)展中，伴隨著大規(guī)模的城市用地建設的擴大，各種大型商場和城市基礎交通越來越常態(tài)化地出現(xiàn)在我們生活中，這事實上也必然導致了大量城市的產業(yè)結構從一產向二、三產轉型。而這種轉型帶來的，其實就是大量原生農村人口和原生單位人口進入到市場化浪潮中，他們以個體的形式分布在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有做直播的，有當銷售的，產業(yè)是新的，職位也是新的，甚至從根源上來說，這些產業(yè)的資金流動方式也是嶄新的。在嶄新的社會小結構中，一切都不夠完善，那么自然會出現(xiàn)各種邊界不明朗帶來的矛盾、行為主體發(fā)生的糾紛。

如果再考慮到隨著互聯(lián)網的壯大，任何一件小案件都可能在互聯(lián)網上引起輿情。因為雖然小案件里有弱者與強者，但在互聯(lián)網的放大鏡中，弱者也會有大量人支持或反對，那么如何在這種新環(huán)境下考慮到互聯(lián)網輿情對當事人帶來的后續(xù)影響，也必然要納入考量范圍了。

換言之，看起來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案子，但在法官的視角中，是雙方當事人在各自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的特異性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沖突，因此要想解決好問題，必須把視角放在更大的環(huán)境中。

所以從這個視角，我們會發(fā)現(xiàn)《底線》這部劇拍的就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層出不窮新矛盾如何調節(jié)和解決的過程。劇中詳細地描述一系列案件的立案、起訴再到開庭審理的過程，以及展現(xiàn)各級政法機關怎樣去找到與時俱進地化解新矛盾的辦法，這才是這部劇的核心敘事。

所以這部劇是以法院為切入點，來表現(xiàn)社會矛盾的。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從法院切入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和這部劇為什么不同于美日律政劇，是一樣的。

答案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和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

我們知道，美國實行海洋法系，美國的法院判案的主要依據(jù)是既有的判例。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什么樣的人才能經常打官司呢？花得起訴訟和律師費用的人。換句話說，美國法律的主要服務對象是有一定收入水平以上的個人或者有比較穩(wěn)固利益基礎的團體，具體來說就是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以及他們構成的社區(qū)、企業(yè)、社團等集體。

所以美國的律政題材影視是什么樣的呢？是個人英雄主義為核心，往往塑造一個勇敢的律師或者大無畏的調查記者/檢察官這樣的形象，用各種細節(jié)表現(xiàn)大量的個人高光時刻，案件的背后要么是有一個隱藏的反派大boss（往往會和美國特色的選舉政治有關，身份可以是議員或者總統(tǒng)等等），要么是以歷史上真的敗訴了的大企業(yè)大財團的案例為素材——最終的結果往往聚焦在案件本身賠償金額如何巨大，勝訴方律師個人如何名利雙收上（典型代表有朱麗葉羅伯茨主演的《永不妥協(xié)》），這類題材的影片所表達的正義觀，本質上是有局限性的，是基于單一的利益立場的。

在美式個人英雄主義敘事中，這些律師、法官要展現(xiàn)的主要是強大的個人能力，從具體的司法條文、判例材料中找到破局點，換言之，是通過個人能力在規(guī)則內部撬動資源——最后達成政治的或者經濟的目的。我們熟知的比爾·克林頓以及貝拉克·奧巴馬兩位美國總統(tǒng)，年輕時都有豐富的律師工作經驗，這在美國社會制度下是合情合理的。

他們既沒有義務，也沒有能力去對整個社會的集體利益負責，也就是說，一些案件結果落定后，有關的社會矛盾是不是激化、深層次問題有沒有解決——他們是管不了的。

而《底線》劇中展現(xiàn)的這些案例告訴我們，中國的法院，乃至整個社會主義的政法機關，本質上是社會矛盾調解機制的核心環(huán)節(jié)，是為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的。在這個過程中，起訴、審理、判決和執(zhí)行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是要以為人民服務這個核心原則為準繩的，任何個人、團體的小利益，包括司法部門本身的想法和訴求，都要放在全社會的整體視角去考量。

很顯然，這部劇的成功和瀟影集團這么多年來的耕耘也是分不開的。這幾年瀟影集團制作了大量主流題材的影視，比如《奇跡·笨小孩》《瀏陽河上》《何叔衡》，分別從深圳新發(fā)展、河長制、老革命等角度詮釋了新時代主流價值觀，用這種方式在藝術上呈現(xiàn)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戲劇藍圖。這次瀟影集團把目光對準法院，是把人民法官也拉進了這一新時代藝術形象拼圖里，這輛車上的社會百態(tài)越來越飽滿了。期待瀟影集團接下來的表現(xiàn)。

最后還是那句話，人生難題，總有辦法。雖然每個人的人生經歷不同、出身也不一樣，大家在碰到一起做事時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這種矛盾往往來自自身的一些固化認知，從而有時做出了錯誤的行為。只要愿意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執(zhí)念，每個人都更進步一點，那么問題總有解決的辦法。所以《底線》這部劇也叫《庭前無訟》，訴訟不是目的，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