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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31
文明國家還是民族國家，中國只能二選一嗎？
更新時間：2023-01-18 08:08:08作者：智慧百科
導讀：一個國家的文明如何影響國家話語的構建，國家又如何利用自身文明尋求話語突破？ 在12月初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觀察者網、上海春秋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主辦的思想者論壇上，馬丁·雅克從美國著名漢學家白魯恂的觀點出發(fā)，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挑戰(zhàn)了西方民族國家的話語權威。但與此同時他也認為，中國的文明屬性要強于國家屬性，這也是中國尋求到的獨特發(fā)展路徑。 對此，觀察者網再次對話馬丁·雅克，請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馬丁·雅克】
觀察者網：2009年，您出版了《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一書，關注亞洲的現代化進程和中國作為全球力量的崛起，其核心概念之一是“文明國家”。您指出，世界上存在很多文明，西方文明是其中之一，但世界上只存在一個“文明國家”，那就是中國。“文明國家”概念最初是如何引起你的注意和興趣的？又是什么促使您對這一概念做了進一步闡發(fā)？
馬丁·雅克：我早年剛剛開始關注中國時，發(fā)現西方作者往往傾向于把中國套進西方的框架里——并非所有西方學者都會這樣做，但大部分人確實如此。我對此感到不滿。我閱讀了很多文獻，其中，白魯恂（Lucian Pye ）的著作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白魯恂并未試圖把中國套進西方的框架里，從西方的視角看來，他的著述相當新穎獨到、富有創(chuàng)見。
他用英文寫了一本書，名為《中國政治的精神》，我認為這本書在很多方面都遠遠領先于時代。他在這本書中使用了“文明”（civilization）一詞，并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說法：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這一文明迫于自身的弱小，而不得不試圖將自身塑造為國家，以融入歐洲構建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的廣州（圖源：紐約時報）
我認為這個想法非常有趣。中國過去不是、現在也不完全是一個民族國家。那時候中國只是因國力衰弱而被迫調整自己，以適應新的國際體系?！爸袊且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這就是我在白魯恂的基礎上得出的觀點，盡管白魯恂并未直接提出“文明國家”一詞。這個觀點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我關注它、思考它、發(fā)展并擴展了它。
在這一方面，白魯恂給予我引導和啟發(fā)。后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這個概念。張維為讀過我的書，他后來也用到了“文明國家”一詞，并將之進一步闡釋為“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我們的思路和方式是相似的。
觀察者網：說回白魯恂。其實他的觀點在中國學術界也有爭議，您怎么評價白魯恂對中國關于“文明”、“文明國家”的學說？
馬丁·雅克：我認為，白魯恂準確把握了中國的從文明轉向國家的歷史：中國起初是文明，晚近才被迫接受了一些民族國家的特征。中國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國家，或者說，如果不從“被動適應”的層面來看，中國不是民族國家。他提出的“中華文明”概念既是在文化意義上的，也是在政治意義上的，這個概念非常新穎。
白魯恂的“文明”概念也可以與印度等其他國家聯系在一起，但中國才是其最純粹的表現形式。
觀察者網：您并未談及白魯恂關于“文明”、“文明國家”的學說爭議比較大的那方面。
馬丁·雅克：因為我并不認為這一學說存在什么缺陷。有些人反對這一學說，但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理解白魯恂的本意。
白魯恂的觀點是這樣的：
首先，基本上可以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
第二，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十分衰弱，因此，當時的中國別無選擇，只能被迫適應由歐洲各國構建的國際體系。十九世紀后的中國其實是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的“混血兒”?；蛘哒f，中國包含了一個“天然的部分”和一個“后天的部分”，“天然的部分”是文明國家，后天的部分是民族國家。這就是如今中國的存在方式。
有趣的是，白魯恂的主張中蘊含了這樣一個觀點：一旦中國再次變得足夠強大，就會恢復其原本的樣子，也就是說，重新成為文明國家。現在，這個時刻正離我們越來越近。我認為白魯恂很有遠見。至少就這一個觀點而言，我認為他是對的。
觀察者網：在您的書出版后不久，中國學者張維為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中國不是作為普通的國家，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您認為，“文明國家”概念的回歸是不是在政治話語范疇對“民族國家”概念的反抗？“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是否必然對立、不可調和？一個國家是否必須像在蘋果系統(tǒng)和安卓系統(tǒng)之間二選一那樣，在“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間二選一？
馬丁·雅克：我認為，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曾長期處于這種矛盾之中。但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找到了將這兩者結合起來的方法。
歸根結底，1949年的情況是什么樣的？當時，中國仍然非常衰弱。因此，在一個由民族國家主導的世界上，中國不可能僅僅作為文明國家而存在。中國創(chuàng)造性地適應了形勢，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中國曾遭受百年屈辱，迫切希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因此，民族國家外交對中國而言必定極為重要——中國必須以這樣的方式與世界打交道。
但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卻并不具備強烈的民族國家色彩，反而更多地體現出了文明要素。比如，中國處理與鄰國關系的方式奠基于“關系”等歷史悠久的中國式理念，致力于構建伙伴關系、實現和諧相處。在我看來，這是典型的“文明”話語而非“民族國家”話語。就這一意義而言，在當今的中國，“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并行不悖。
如今，隨著中國日益強大，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行事。因此，中國的自我定位和外在表現愈加可能趨近文明國家而非民族國家。我想，正因如此，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等鄰國的關系或多或少都基于文明。不過，中國在與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打交道時是否能夠采取同樣的做法？這仍然是存疑的。
我認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念中蘊含了一個國際維度：當中國的國際地位達到一定程度后，中國就可以作為文明國家而非民族國家發(fā)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這一階段尚未到來，但中國的國際地位已在逐漸提高。上述目標不可能在旦夕之間實現，而必然需要長期的進程，我們已在這一進程中取得進展。
觀察者網：作為研究中國事務的西方學者，您的研究也關注到了“東盟”、東南亞國家等“非西方”國家。就在我們連線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對沙特阿拉伯進行國事訪問。除了商業(yè)和貿易等現實需求外，中國和中東這兩個不同的文明是否還具有某些共同價值觀，促使雙方走到一起？
馬丁·雅克：我認為雙方在價值觀方面確實存在一些共同點。
我想再次強調，長期以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主要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并且目前看來，依然必須如此。
但中國與鄰國及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則并非如此。中國與其鄰國或多或少共享同樣的文化和哲學遺產，一些鄰國曾是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與中國結下了深厚的歷史淵源。
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則不具備這樣的特點——非洲、拉美以及您剛才提到的沙特等伊斯蘭國家顯然都不屬于中華文化圈。不過，這些國家的部分價值觀仍與中國有共通之處，這些價值觀既包括當代的，也包括歷史的。
在雙方共同的當代價值觀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發(fā)展的重視。發(fā)展中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將發(fā)展視作當下的首要重心，這些國家正處于發(fā)展階段，它們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改變自身處境、如何發(fā)展、如何實現現代化。
西方很少使用“發(fā)展”一詞，因為它們已經度過了發(fā)展階段、成為了富裕國家。但中國卻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一樣注重發(fā)展，且對此頗有心得。中國的發(fā)展發(fā)軔于1949年后，并在1978年后爆發(fā)出了驚人的能量。發(fā)展中國家現在所關注的問題，正是中國在1949年后，尤其是1978年后所做的事。
因此，中國對這些國家極具吸引力。比如，“一帶一路”體現了中國的古老思想，提倡共贏而非零和博弈，這使發(fā)展中國家意識到，它們與中國可以在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共享利益。
中國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在價值觀方面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它們都能認識到，現行國際體系本質上是極其不公、極其專制的，在這一體系中毫無民主可言。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fā)展中國家都是這一體系的受害者。
我還想談談一個文明層面上的共同價值觀，那就是（對歷史的重視）。二戰(zhàn)結束時，全球超半數地區(qū)仍處于殖民統(tǒng)治之下。中國當時是半殖民地，中國的部分地區(qū)一度被日本占領，貿易港口則多半操于西方列強之手。
自1946年至上世紀60年代中葉，前殖民地國家陸續(xù)獨立。但是，它們獲得獨立的方式仍是不平等的——它們必須按照當時的“國際規(guī)則”所規(guī)定的方式，與殖民國家談判。這就意味著，它們必須都成為民族國家。
殖民統(tǒng)治和獨立條件將這些國家從其自身的歷史中剝離出來，使之喪失了歷史延續(xù)性——它們的歷史延續(xù)性被殖民者生硬地打斷；即便在贏得獨立后，也仍要面對根本不承認其歷史的獨立協議。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英法等殖民國家曾經從發(fā)展中國家盜走大量歷史文物（比如紀念碑和雕塑），如今，這些國家的民眾對上述歷史越來越關注、越來越敏感，他們要求殖民者歸還文物。這標志著這些國家希望尋回與其歷史的聯系，或換言之，試圖重新銜接文明的脈絡，修復被打斷的文明。
2020年，法國同意將部分文物歸還貝寧（圖源：紐約時報）
中國作為文明國家，擁有一個鮮明的特質，也就是歷史延續(xù)性。因此，中國的文明得以從殖民主義的破壞中幸存。在歷史問題上，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和中國有強烈的共鳴。
觀察者網：在這個快節(jié)奏的數字時代，人們比從前更容易找到觀念一致、志趣相投的伙伴；相應地，差異和分歧也會愈加凸顯。假設世界上大多數人都能上網，在這樣的前提下，您認為文明沖突會變得更為難以避免嗎？
馬丁·雅克：我們處在一個有趣的歷史時期。如你所言，網絡使交流變得更為便利，聯系變得更為密切。由此，我們得以更深入地互相了解。
我不會對此盲目樂觀，我知道，網絡是個復雜的系統(tǒng)，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網絡上充斥著種種負面言論，比如種族主義、文化優(yōu)越感等。但我們也要注意到，網絡也使人們能夠更近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并在不同文化的歷史間找到出人意料的有趣關聯。所以，我認為，數字化也為共同價值觀或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機。
有趣的是，我曾經認為互聯網的主要趨勢將是“美國化”——在過去十年間，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屬于美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qū)沒有自己的大型科技公司，谷歌、Alphabet和Facebook等美國公司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而現在，中國正在成為這一領域的后起之秀。過去十年間，中國涌現了騰訊、阿里巴巴等公司。而最有趣的例子是TikTok。TikTok（抖音海外版）由中國人創(chuàng)立、也由中國人運營，但它成功地適應了許多其他國家的文化。它在美國非常流行，成為了主社交平臺，可以說，它正在取代Facebook、Alphabet和Instagram。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現代文化有能力獲得美國民眾的廣泛歡迎。
觀察者網：您曾說，正是文明國家的治理體系使中國在五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成為最先進的文明之一，而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中國悠久文明的第六個時期。您也曾提到，中國古代傳統(tǒng)或制度，比如朝貢體系，會以某種方式在中國現代出現。這些會否成為中國進一步邁向現代化的阻礙？中國是否已準備好擁抱一個多極的世界？
馬丁·雅克：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中國歷史悠久，并且保持著歷史延續(xù)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是一成不變的。中國已經發(fā)生了巨大改變，同時維持著歷史延續(xù)性。
你剛才提到朝貢體系。朝貢體系終結于十九世紀，而其起始時間遠遠早于清朝，可追溯至周朝。事實上，朝貢體系或許是世界上存在時間最久的國際體系。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朝貢體系，理解其基本特點。我最近在籌備一本新書，已經寫完了初稿。在這本書中，我闡述了朝貢體系的基本特征及其與當今世界的關系。
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西方，國家間的同盟通常以軍事和政治為基礎。但朝貢體系則不然。朝貢體系本質上是一種文化體系，其核心是對中國價值觀（也就是儒家思想）以及中國皇帝的承認。
中國從未理所當然地將自身的政治制度強加于他國，因為中國在朝貢體系中被視作居天地之中的天朝上國，是特殊的存在。中國也很少干涉他國內政，在朝貢體系存在的漫長歲月中，中國幾乎從未與其他國家爆發(fā)激烈戰(zhàn)爭。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中兩個有趣的特點：其一，對中國而言，文化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其二，中國向來不是一個奉行“政治干預主義”、干涉他國內政的國家。中國文化的上述特質非常重要，它影響著當下的中國，并仍將延續(xù)下去。因此，要把握中國的當下及未來發(fā)展，就必須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
而西方目前顯然對此認識不足。西方以自身的思維方式揣度中國，將中國套進西方的框架里，視中國為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威脅，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西方不是在與俄羅斯或蘇聯打交道，而是在與中國打交道，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我們必須具備足夠的敏感度和洞察力，從而憑借中國的歷史，把握中國未來發(fā)展的方向。
當然，中國文化中也包含一些不利于現代化的負面特征。比如，古代中國非常強調等級制度，這種傾向既體現在中國內部，也體現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中。等級制的社會文化依然是中國的特質之一，但程度已大大減輕。而且，中國從未試圖將這種文化強加給其他國家。
另外，在朝貢體系中，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這種優(yōu)越感也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指望這一延續(xù)千年的文化立刻消失是不現實的。問題在于，這種優(yōu)越感會以何種形式表現出來。
不久之前，我剛剛來到中國、研究中國時，我發(fā)現中國人有這樣一個特點：在與像我這樣的西方國家白人打交道時，中國人的態(tài)度與其他國家民眾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中國人——我不僅僅指中國官員，而是指所有普通中國人——言行彬彬有禮，使人如沐春風，同時他們內心又充滿自信。他們尊重外國人，但并不自卑。在當今的中國，優(yōu)越感以內在自信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想，中國的騰飛并非偶然，而與這種自信的文化息息相關。即便在中國的百年屈辱史期間，中國人也從未相信貧弱就是中國的命運，他們由衷堅信中國不會永遠沉淪，堅信中國可以也應當奮起直追、力爭上游。百年屈辱史并未帶來失敗主義的心態(tài)，相反，中國人始終相信中華民族能夠改變處境、實現復興。
總之，我認為，中國的優(yōu)越感并沒有體現為像西方那樣肆意侵略、四處殖民，而是以積極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種觀念非常好。每個人都應該擁有這樣的信念：我們的處境不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我們可以憑借不懈努力，以自己的力量改變環(huán)境，如果我們心中沒有解放的愿景，那就永遠不可能把世界變得更好。
所以，對其他有過被殖民歷史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是一個出色的榜樣。誠然，遭受殖民主義破壞最嚴重的國家并非中國，而可能是非洲——非洲的歷史被殖民主義嚴重毀壞，而這樣的命運并未降臨于中國。不過，中國的經歷仍是值得借鑒的。中國的成就可以鼓舞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看，這就是中國實現的成就！難道我們就不能取得同樣的成就嗎？”
這就是中國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在價值觀方面的另一個重要共同點：“我們都曾受到西方的壓迫，但我們可以設法擺脫這樣的局面，中國就是一個榜樣”。我想，也許正是出于這一理由，才會有如此多的國家樂于加入“一帶一路”——某種程度上，“一帶一路”提供了一種新型國際關系方案。
2016年，亞洲金融論壇在中國香港舉行，論壇上展示了“一帶一路”項目地圖（圖源：路透社）
觀察者網：中國提供了這一方案供參考，但并不強迫其他國家接受。
馬丁·雅克：是的。中國在發(fā)展“一帶一路”項目時，其實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在此過程中，中國犯了一些錯誤，但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一帶一路是一個精彩的構想、一項偉大的實驗，它不是一成不變的條條框框，而處在動態(tài)變化中，（參與者）可以不斷復盤、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它。
一些西方批評者認為“一帶一路”是“債務外交”，但事實恰恰相反。讓一個國家被債務所奴役絕不符合中國的利益——讓一大批國家的經濟遭到削弱和破壞、讓這些國家敵視中國，這對中國有什么好處呢？只有這些國家取得成功，才能給中國帶來利益，否則整件事又有什么意義？
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仍保持著克制和謙遜。中國有14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20%。除了印度，其他任何發(fā)展中國家都沒有這樣的規(guī)模。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做到一些小國所無法達成的事。
然而，我們仍要切記，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總量不到世界的五分之一，換言之，中國是一個規(guī)模巨大的“少數”，但在全球范圍內仍然是“少數”。更何況，我們如今生活在全球文化、全球經濟和全球政治的范式中。所以，中國仍應保持克制和謙遜，不要利用自己的規(guī)?！@正是中國有時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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