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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倫-拉塞爾：我的父親
        
      
        更新時間：2022-08-05 09:33:30作者：佚名 
        
    
        
 
    
        

        凱倫-拉塞爾：我的父親
        
      
        編者按：有人說子女是父母最好的作品，但其實，子女是父母的最佳倒影。
        在整個體育界都在緬懷比爾-拉塞爾之際，我們不想再重復(fù)他生命中的無數(shù)輝煌成就——不論是在場上還是場下。透過他的女兒凱倫于1987年發(fā)表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把拉塞爾的為人和他所堅持的一切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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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父親與他的合著者寫出了他的第一本自傳，《為榮耀而戰(zhàn)》。而在1987年的今天，剛剛獲得法學(xué)博士學(xué)位的我卻不確定，自己是否還能實現(xiàn)父母那代人的夢想。
        他們?yōu)榉N族融合斗爭，為和平游行，為平等“靜坐”。我想他們并不會天真到以為自己改變了世界，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希望我們這代人能夠得到不一樣的生活。
        事實上，我們的確做到了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但這依然不夠。
        我是特權(quán)出身的孩子。在各種方面，我都得到了太多機會——優(yōu)質(zhì)小學(xué)、在喬治城讀了大學(xué)、所有人都鼓勵我追求自己的抱負(fù)。我才剛從哈佛法學(xué)院畢業(yè)，前途一片光明。毫無疑問，有些人會將我的成功歸因為我是一名黑人女性。
        我是特權(quán)出身的孩子，但我很憤怒。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中寫道，“人類與強權(quán)的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笨雌饋?，這場斗爭在這個國家并未取得多少進展。
        我們已經(jīng)進入了后民權(quán)運動、后女權(quán)主義時代，我能有今天，全是這兩場運動的功勞。但另一方面，父母一代的夢想仍被我們念念不忘，依然沒能成為現(xiàn)實。
        回到波士頓繼續(xù)我的博士后工作，可能有點諷刺。我的父親比爾-拉塞爾曾形容這座城市為美國種族主義最嚴(yán)重的地方。他是波士頓凱爾特人王朝的中鋒，13年間拿下了11個總冠軍。
        前不久，我才問他把我送來這里讀書是否是個艱難的決定。1956年，當(dāng)他第一次踏足波士頓，作為凱爾特人唯一一位黑人球員，球迷和體育評論員都對他釋放出了最惡劣且肆無忌憚的偏見。1969年，他從NBA退役后就搬到了西海岸，從此在那里定居。
        但對于我的問題，他的回答出乎意料?！拔沂菫閯P爾特人打球，而不是為波士頓，就這么簡單?！彼f。
        “我能夠把凱爾特人這支球隊，與那座城市和那里的球迷區(qū)分開來。我把你送去哈佛，是認(rèn)為你也能做到這一點。我希望你接受最好的教育，得到最好的人脈。我知道，你一定會遇到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或許是件好事。如果你被保護得太好，我怕你太過天真。如果你被庇護太多，你可能就沒有動力去幫助那些條件不如你優(yōu)越的人們?！?/section>
        回顧我在哈佛的求學(xué)生涯，我想他并沒說錯。過去三年開闊了我的眼界，這遠(yuǎn)不只是因為法學(xué)院本身。我更加意識到財富、性別、地位的不平等是多么嚴(yán)重。種族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這代人背負(fù)的其他局限竟然還有那么多。
        事實上，我們這代人面對的，是一種新的種族主義（以及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這種歧視的形式更加隱晦，某種程度上也更加難以反抗。公開羞辱已是過去時，但近來仍有一些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事件發(fā)生，比如在紐約的霍華德海灘，比如在全國各地的大學(xué)校園。
        這些事件的導(dǎo)火索是什么？新的種族主義看似隱晦，可一旦突發(fā)對峙，它就立馬現(xiàn)身了。
        還有洛杉磯道奇隊副總裁阿爾-坎帕尼斯最近在ABC新聞節(jié)目《夜線》上發(fā)表的言論，他說黑人“可能不具備”在棒球界擔(dān)任領(lǐng)導(dǎo)職位所需的“一些必要條件”。
        坎帕尼斯還說，其他一些領(lǐng)域也能證明黑人素質(zhì)上的匱乏：黑人不擅長游泳，他說，“因為他們沒有浮力?！保ㄎ乙呀?jīng)預(yù)定了“我是黑人，我有浮力”的汽車保險杠貼紙。）
        坎帕尼斯的案例不只是你我習(xí)以為常、幾乎成為下意識反應(yīng)的種族主義。我真心覺得，他說這些話不一定有什么惡意，相反，他甚至可能不覺得自己是個種族主義者。
        但這重要嗎？當(dāng)一個充滿善意和好心的自由派白人對我說，“凱倫，我真不明白這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你是我的好友之一，我從來沒把你當(dāng)成黑人”這種話的時候，我該做出怎樣的回應(yīng)呢？這話隱藏的含義是，“我認(rèn)同你是白人”，或者只是“我完全沒想過你是什么人”。
        種族中立是個美好的概念，但我們距離實現(xiàn)這個概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現(xiàn)在，我希望人們接受我的前提，不是忽視我的種族。
        去年暑假，我去做律師助理，有一天，一位白人律師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笑著對我說，她的秘書——一位年輕的黑人女性——說我說話的樣子“比白人更白人”。這讓我很悲哀，那位年輕女性已經(jīng)內(nèi)化了社會對黑人的所有負(fù)面印象，以至于她覺得一個措辭清晰的人就是“外人”。
        這讓我想起大學(xué)期間，我在分類廣告里找公寓的經(jīng)歷。我打電話給一位女性討論租房的細(xì)節(jié)，我問她去公寓的路，而她問我住在哪里。
        我說自己在喬治城大學(xué)，而她回答說：“你敢信喬治城的黑人有多泛濫嗎？”我真不知道該做何反應(yīng)，只能說，“嗯，實際上，我真敢信喬治城到處都是黑人，因為我碰巧也是?！?/section>
        電話那頭一片寂靜。最后，那位女性試圖解釋自己沒有任何惡意。她非常尷尬，而且你們應(yīng)該猜得到，她說，“我最好的一些朋友都是……”
        沒等她說完我就掛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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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回到波士頓。
        我對這里的最初記憶，就是在馬布爾黑德的一天，父母的一位白人朋友帶著我在海灘散步。當(dāng)時我應(yīng)該有三四歲了。一位白人男性從我們身邊走過，看著我說，“你這個小黑鬼?！蔽耶?dāng)時還朝他微笑，而他繼續(xù)說：“應(yīng)該把你們這些黑狒狒都送回非洲?！蔽沂寝D(zhuǎn)頭看到了他的反應(yīng)，才意識到這話很不對勁。
        我們住在麻省雷丁市一個以愛爾蘭裔天主教徒為主的社區(qū)。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那里唯一的黑人家庭。除了兩個哥哥，我就是學(xué)校里唯一的黑人小孩，這種感覺很詭異。我知道，我們和其他孩子不一樣。
        盡管如此，我還是喜歡上學(xué)。1968年，我們這些一年級生對當(dāng)年的總統(tǒng)選舉進行了一次模擬，老師一面計票，一面在黑板上記分。休伯特-漢弗萊有20票，理查德-尼克松有四五票，迪克-格雷戈里還有一票。班里其他孩子都沒聽過格雷戈里的名字。我只想找個地洞鉆進去。但我只是和他們一樣，學(xué)著父母的樣子投給了那個人而已。
        因為父親是名人，我和哥哥們算是免去了種族主義的一些負(fù)面影響。但他的名氣也讓我們敏感多疑。有時候很難判斷其他孩子喜歡或討厭我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為我們的父親很有名才喜歡？還是因為我們是黑人才討厭？
        凱倫拉塞爾與她的父親（圖片攝于2018年）
        我們家就是孩子口中那種“有趣”的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有《致命一擊》游戲，還有一個游泳池。朋友愛來我家，讓我覺得自豪。他們看到父親的榮譽柜都會嘖嘖稱奇。其實，我們也一樣。
        一天晚上，我們剛結(jié)束為期三天的周末假期，回到家卻發(fā)現(xiàn)被人搶劫了。房子里一團糟，墻上被噴了“黑鬼”大字。竊賊把啤酒都倒在臺球桌上，泡爛了氈毯。父親的榮譽柜被撬開，大部分獎杯都被打碎。我被眼前的混亂驚呆，大家都很憤怒。警察來了一會兒就走了。后來父母扯開被單，才發(fā)現(xiàn)竊賊還在他們的床上大小便。
        每次凱爾特人去客場比賽，都有人來我家搞破壞，打翻我們的垃圾桶。父親去警察局投訴過。警察說浣熊才是始作俑者。于是他問警察到哪里申請持槍許可證。這下“浣熊”再也不敢來了。
        我們唯一一次真正感到恐懼，是在父親為《周六晚郵報》撰寫了一篇關(guān)于職業(yè)籃球種族主義問題的文章之后。他被起了一個綽號叫“Felton X”（譯注：取自馬爾科姆-X之名，他在民權(quán)運動期間被刺殺）。我們收到了恐嚇信，父母通知了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
        這件事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多年后，當(dāng)國會通過了《信息自由法案》，父親向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索要了他的檔案，發(fā)現(xiàn)檔案中多次以這樣的口吻形容他：“一個不肯給白人小孩簽名的傲慢黑鬼。”
        父親從不給人簽名，因為他覺得簽名是沒有人情味的。他寧愿和別人握手，或者看著對方眼睛說一句，“很高興認(rèn)識你?！?/section>
        他這樣的態(tài)度引來了種族主義攻擊，謾罵之下則是最基本的隱私權(quán)問題。任何職業(yè)運動員——當(dāng)然包括黑人——似乎都應(yīng)為自己的名氣心存感激。
        毫無顧忌地打擾，球迷堅持認(rèn)為球員應(yīng)該以個人名義感謝他們的支持，這些行為從未停止。我永遠(yuǎn)都不會忘記自己離家去喬治城上大學(xué)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從未離開父母任何一人超過兩周，而現(xiàn)在，我卻要搬到3000英里之外的地方讀書。
        當(dāng)時我在機場和親朋道別，哭得特別厲害，連隱形眼鏡都掉了出來。我擁抱了父親，那是特別珍貴的溫情時刻。沒想到，一個男人走了過來，完全無視周遭的氣氛，對父親說，“你是威爾特-張伯倫，對嗎？”
        我們都轉(zhuǎn)過頭看著他，覺得他像個瘋子。他是來要簽名的。父親拒絕了。
        我一直很佩服父親處理這些打擾行為的方式。他從不在價值觀上妥協(xié)。向球迷或是因為他不是白人就給他更少代言費用的贊助商妥協(xié)要容易得多。但他不愿那么做。我一直在努力學(xué)習(xí)這樣的品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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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帕特里特-尤因是大學(xué)校友，他的球風(fēng)總被拿來與父親相比。
        就讀喬治城大學(xué)之前，帕特里克在劍橋一所公立高中上學(xué)，距離哈佛校園只有幾個街區(qū)。我很同情他的處境。在大學(xué)打比賽時，看臺上那些按說應(yīng)該是高素質(zhì)的人總會舉著牌子，上面寫著：“帕特里特-尤因不識字”。
        父親剛為凱爾特人效力時，球迷們稱他為“巧克力男孩”、“浣熊俠”和“黑鬼”，什么綽號都有。差不多三十年過去了，尤因仍遭受相同的對待，某種程度上，我是目睹父親的經(jīng)歷在重新上演。
        出于對他隱私的尊重，我從沒跟帕特里克聊過這些。我自己跟父親的公開場合見過人，因此知道帕特里克這樣的球員有多難。別的不說，光是他們那2.06米的身高（編者注：后來尤因在NBA的報名身高為2.13米）就很難不引人注目了。這樣的存在似乎令他人感到不適，每個人都好像覺得有必要找他們說話。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帕特里克知道，他不是孤單一人。
        當(dāng)然，我在麻省的早年記憶并不全是糟糕的。每逢圣誕，棕熊隊和凱爾特人隊總會在波士頓花園為球員的小孩舉辦滑冰派對。凱爾特人球員的孩子一般都人高馬大，因為重心高，所以不擅長滑冰。我們只能把椅子當(dāng)作助行器，在冰面上慢慢推著滑。而棕熊隊那邊的小孩簡直是天生的高手，厲害到恐怖的程度。
        我的家庭生活同樣很精彩。有天晚上，父親的朋友卡修斯-克雷（譯注：后改名為穆罕默德-阿里）還過來給我們上了拳擊課。
        拉塞爾、阿里與賈巴爾三人關(guān)系非常緊密
        我們還得以結(jié)識凱爾特人管理層的成員。很久之后，這些朋友都?xì)g迎我回到波士頓，在法學(xué)院讀書期間，我經(jīng)常到主場看凱爾特人的比賽。我喜歡花園球館的氣氛，喜歡看那些冠軍旗幟。我真為它們驕傲。而且，見到父親的老隊友也很開心，比如父親的大學(xué)室友KC-瓊斯主教練，還有球隊總裁里德-奧爾巴赫。
        他們都還記得我小時候的樣子，也為我驕傲，就像父親同樣為他們孩子驕傲一樣。不過，奧爾巴赫可能比較嚴(yán)厲，他總會問我為什么沒在家學(xué)習(xí)。他不止一次告訴我，父親有時候特別懶，話里的暗示再明顯不過了。
        從1967年開始到退役的兩年后，父親在凱爾特人既是球員也是教練，成為了NBA歷史上第一位黑人主帥。那之后幾年，他去了洛杉磯KABC電視臺工作；1973年成為西雅圖超音速的主教練和總經(jīng)理。
        多年來，他曾為ABC電視臺、CBS體育臺以及泰德-特納（譯注：CNN創(chuàng)始人）的“超級電視臺”WTBS工作。今年4月，他被任命為薩克拉門托國王隊主帥。他還很有可能最終成為國王的總經(jīng)理和總裁，若真如此，他將會是NBA史上首位黑人總裁。（譯注：遺憾的是拉塞爾在國王任職的經(jīng)歷十分短暫，執(zhí)教戰(zhàn)績僅為17勝41負(fù)。后擔(dān)任經(jīng)理也并不長久，從未升至總裁。）
        在父親還在凱爾特人效力的時候，母親在家做全職媽媽。她一直都是個極具創(chuàng)造力并且性格外向的人，對我的人生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在我們開始上學(xué)之前，她就培養(yǎng)了我們閱讀的習(xí)慣，后來這成為我唯一的興趣所在。為了讓我去玩，她甚至?xí)盐益i在門外。）
        等到父母在60年代末分手，母親做過各種各樣的職業(yè)。他現(xiàn)在住在加州一個小鎮(zhèn)，成了一名佛教徒，因為友善而富有同情心的性格，整個社區(qū)都知道她的名字。
        我第一次接觸西海岸是在1973年，當(dāng)時父母離了婚，我和父親一起生活在西雅圖的富裕郊區(qū)默瑟島。這回我們附近有了五六個黑人家庭，而六年級的我還是學(xué)校里唯一一個黑人小孩。
        在默瑟島，我們也會被警察找麻煩。每當(dāng)黑人開車上島，警察的巡邏隊都會跟著，不管這輛車和這個司機都多眼熟。直到最近，在被威脅提起歧視訴訟，以及島上黑人家庭的多次投訴之后，這種行為才終于消停下來。
        我家關(guān)于汽車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在1978年，我和兩個哥哥比爾二世、雅各布，還有另一個朋友開著父親的新款勞斯萊斯從紐約去到西雅圖。他們一度無端端被警察攔截并搜查。他們也都記得沿途在停車點引起了多少人的側(cè)目。
        父親在1979年出版的回憶錄《第二陣風(fēng)》中曾講述自己在洛杉磯駕駛蘭博基尼被警察攔下的經(jīng)歷，同樣沒有明確的原因。當(dāng)他問警察到底有何貴干的時候，警察告訴他，無線電警報里說要找一輛同型號的車。
        “那是什么車？”父親問道。警察說不出來。很遺憾，那輛車引擎蓋上沒寫蘭博基尼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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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舊時的種族主義似乎隨時準(zhǔn)備卷土重來。在60年代，父母這代人在高唱《我們終將勝利》（譯注：這首福音歌曲在美國民權(quán)運動時期變成抗議歌曲）時，對未來的期盼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一年后，“向華盛頓進軍”也是朝著種族融合這一崇高目標(biāo)的進軍。有種共識是我們可以建設(shè)新的社區(qū)，建立新的連結(jié)。不只是黑人能分到蛋糕，而是蛋糕變得更大了。女性、黑人、西裔和亞裔都將進入社會主流，實踐美國夢。
        但現(xiàn)在，鐘擺已經(jīng)擺向了另一個方向。以里根總統(tǒng)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運動（譯注：里根政府被視為共和黨保守主義路線變化的起點，與后來的特朗普政府一脈相承）似乎正引領(lǐng)著收緊的道路。在我看來，“讓我們使美國再次偉大”（編者注：沒錯，這句話原創(chuàng)是里根）的口號是可怕的。
        這些人想倒退到什么地步？如果讓美國再次偉大就意味著貧困底層永遠(yuǎn)存在，我不確定自己想要這種偉大。如果這意味著以犧牲社會發(fā)展項目為代價去建設(shè)驚人的軍事力量，我不確定自己愿意支持。
        在法學(xué)院，我認(rèn)識了一群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抗議者，以及“反霸權(quán)陣線”成員，這是一個松散的左翼組織。我還有一些朋友，他們的政治主張是我極不認(rèn)可的。
        有時我會被富人或名人的孩子所吸引，因為能從他們身上找到一種直接的共性；我們都知道如何保護彼此。克里斯-肯尼迪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伊塞爾和已故的羅伯特-肯尼迪（譯注：肯尼迪總統(tǒng)之弟，曾任美國司法部長，于1968年贏得國會初選后被刺殺。）我們互相介紹的時候從來不說姓氏，因為我們討厭那些只記得我們姓的人。
        在順利畢業(yè)并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后，我將進入邁克爾-杜卡基斯州長（譯注：麻省州長，獲得了1988年大選的民主黨提名，但輸給了老布什，是美國政壇資歷頗深的左派）的總統(tǒng)競選團隊工作。我有些比較激進的朋友會說，為了讓體制內(nèi)聽到自己的聲音，我這么做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黑人似乎不得不做出兩難的選擇，要么被拉攏，要么失去代表的聲音。我不覺得我的考量與這兩種描述都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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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該如何面對生活中的種族主義呢？
        我沒有什么妙招。就個人而言，我會讓對方解釋某一特定言論或玩笑的含義。當(dāng)我在紐約打不到出租車——這種事很常見，因為司機“不愿去哈萊姆區(qū)（譯注：即黑人聚居區(qū)，也是犯罪和貧困的主要中心）”——的時候，我會記下執(zhí)業(yè)牌照號碼，如有必要提出投訴。
        在更大的層面上，我愿與其他人一起努力，解決黑人中產(chǎn)和底層之間差距日益擴大的難題。我們這代人要想推進種族平等事業(yè)，就必須縮小這一差距。
        就像許多從小習(xí)慣了舒適生活的許多中產(chǎn)孩子一樣，我也必須努力在實現(xiàn)富裕生活的愿望和更多理想主義目標(biāo)的愿望之間求得平衡。
        我不愿被當(dāng)作裝點門面的象征符號。如果取得成功，我不希望被當(dāng)作武器，來打擊那些得不到和我一樣機會的黑人的訴求。我不希望別人在提到我時說：“看呀，她都成功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機會均等的世界。如果你沒能成功，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section>
        我還擔(dān)心這篇文章可能引發(fā)的反響。大學(xué)期間，我有一次走在街上，遇到一位攝影師，他問我是否可以為《華盛頓郵報》時尚版拍個照。照片登報后，上面配文說我是模特經(jīng)紀(jì)公司的員工——的確如此，只不過是做經(jīng)紀(jì)人。隨后發(fā)生了兩件事。有些人找我約會，我沒理。我還收到了一封信，里面附有詳細(xì)的人體描述，稱我是個“賤人黑鬼，沒資格展示你丑陋的身體”。
        那樣的文章還能為我?guī)碓鯓拥幕匦藕驮u論呢？雖然我是作為個體在發(fā)言，但我依然承受了被他人去人格化、甚至是去人性化的危險。
        爸爸曾告訴我，他從來聽不到噓聲，因為他也從來不聽歡呼。他是為了自己這么做。我猜我也必須如此。
            
        
    
   
         本文標(biāo)簽：  種族主義  威廉·費爾頓·比爾·拉塞爾  帕特  肯尼迪  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