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你瘋了嗎！我們怎么可能贏中國，我們可是西班牙??！”
2023-02-05
中國式35歲，共鳴與質疑
更新時間：2023-02-03 15:11:36作者：智慧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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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中年”的共鳴
最近，青山資本出了一篇讓很多人扎心的報告《35歲，中國式中年》。通篇報告讀完，唏噓不已。它全景化地展現了中年困境的諸多現象，但現象不代表真相，我同意一部分，但總覺得有一些不對勁的地方，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作為一個“35歲+中年”，也想談談自己的思考。
先說同意，或者說讓我有共鳴的部分——
在中國，35歲的確是個帶有分水嶺意味的年齡。公務員錄取要求年齡在35歲以下；城市落戶政策要求35歲以下；醫(yī)院里輔助生殖科室寫明，高齡試管嬰兒門診針對的是35歲以上人群；四川大學研究了30萬個招聘廣告，發(fā)現上海8成以上、成都7成以上的社會職位都要求應聘者年齡在35歲以下……
“35歲+的中國式中年”不僅就業(yè)難，政策惠顧少，連各大城市吸引人才也要求“35周歲以下”。
在我看來，這就是一種年齡歧視。我們社會目前的年齡歧視很嚴重。不僅在職場，還有來自方方面面的年齡歧視。前不久，我看到南京有一個針對全球青年小說作者的扶持計劃，年齡要求是35歲以下。作為斜杠懸疑作者，我看了很郁悶。連寫個小說也有年齡歧視？
要知道，日本社會派推理大師松本清張出道年紀是41歲，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愛麗絲·門羅第一部作品寫于37歲，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全職主婦。亨利·米勒開始寫作的年齡是43歲，美國有個開啟了硬漢派推理的小說大師——錢德勒，他的首部小說寫于51歲，在此之前他幾乎是個酗酒的混混（也做過公務員和企業(yè)高管）。
大部分的小說家都是大器晚成，韓寒、張愛玲這樣的年少出名，反而是少數。因為文學創(chuàng)作需要大量的人生閱歷，不到那個歲數，很多事情根本就理解不了。就這，很多創(chuàng)作扶持也都是針對大學生、“35歲以下青年”，中年人連個文學的避風港都不配有嗎？這樣的年齡限制，有必要存在嗎？
如果用學者劉瑜的話說，年齡歧視算不算是一種“表親的專制”？講到“表親的專制”，學者劉瑜是拿印度的種姓制度來作案例的。其實這種專制，任何國家社會都有，歐美國家也有。它是指壓迫一個人，有來自方方面面的規(guī)范和習俗，所謂“規(guī)范的牢籠”（cage of norms）。
人到中年，容錯率更低，牢籠也更多。“表親的專制”還會將公民社會瓦解為“部落社會”，讓我們的視野日漸狹窄，思維更加固化。人們求認同大于求真理，彼此認同才抱團取暖，不認同則互不往來甚至惡語攻擊，加深了彼此的溝壑。
突破牢籠，不僅需要我們個人修為，更需要社會集體觀念的躍升。
“中國式中年”真有這樣的標簽嗎？
但這篇報告還有些地方讓我質疑。
首先，報告所定義的“中國式中年”——這個標簽是否準確、合適？
為什么要定義“中國式中年”呢？所謂“中國式”是一個相對概念，是針對“美國”、全球而言的。
報告里對比了中美兩國就業(yè)市場上的年齡收入曲線呈現倒U形分布，倒U形頂部的年齡稱為“黃金年齡”。美國和中國，在2000年以前，“黃金年齡”穩(wěn)定在50～55歲左右。2000年以后美國繼續(xù)不變，但中國的黃金年齡不斷下降，到2005年以后降至35歲。
也就是說，在國內大部分人勞動收入的巔峰就是在35歲，35歲以后不升反降。結合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標準以及國內退休規(guī)定，中國形成了一個獨特的35～60歲的群體，因此稱之為“中國式中年人”，目前大概有5.3億人，占到總人口的38%，男性和女性差不多一半對一半。
我的疑問在于——畢竟中年人口有5億人，這5億人是不是就能被“中國式中年”這幾個字簡單概括呢？
不說中國有多大，大城市中年和小縣城中年就不一樣；在年齡上，35歲和45歲不一樣，45歲和55歲也不一樣，無論體力心態(tài)都不在一個層面；在行業(yè)分布上，傳統制造業(yè)和新型產業(yè)上的中年人也不一樣。
所以，報告里強調的“中國式中年”的標簽應該被繼續(xù)窄化，報告里提及的“中年危機”更多指向互聯網新經濟下的一些行業(y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yè)，文化、體育和娛樂業(yè)，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yè)，金融業(yè)這四大類行業(yè)。這“四大行”薪資最高、年輕化的程度最高。
這“四大行”多分布在北上廣深和重點省會等一二線城市，所以所謂的“中國式中年”應該被聚焦為“中國一二線大城市新經濟產業(yè)下的中年人”。他們代表了一部分“中國式中年”，但并不是全部，從全國統計上看，甚至不是大多數。
他們的具體面貌大概是：工作生活在一線、新一線城市，多從事TMT（Telecommunications，Media，Technology）新經濟行業(yè)、重點本科以上學歷、35歲+，職業(yè)面臨瓶頸甚至有失業(yè)風險，之前的高收入讓他們有高消費的習慣，同時也面臨高貸款的壓力……他們的關鍵詞是：大城市、TMT、“三高”。
這樣的人群，放在“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中國占比多還是少？如果不是大多數，能不能代表“中國式中年”？當然這不是重點，不論是否占多數，標簽是否準確，關注這樣的群體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它代表了某種趨勢。尤其是在一二線大城市中正在發(fā)生的趨勢——即從工業(yè)社會向知識型、新經濟主導的社會快速轉型。轉型釋放的巨大能量，裹挾著我們這些中年人，步履蹣跚、艱難向前。
中年危機是個什么問題？
我第二個質疑的問題是，中年危機本身。
報告中提及的中年危機，說全球范圍似乎“45歲才面臨的中年危機”，我們被提前了十年，真是未老先衰。
中年危機到底是個什么問題呢？近些年媒體、影視也一直有所討論。表面上看，這是個人甚至隱私問題：職場上，行業(yè)迭代快速、企業(yè)很容易找到“高性價比”的“平替”，中年人體力精力跟不上，工作中如芒在背，上去很難、下去很快；生活上，上有老下有小，面臨各種經濟壓力。
這里一方面固然是個人身份的轉型，但還有更宏大的時代底色——近40年來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每年近1%的城市化率。中年危機是一個跟城市化有關的問題。
為何這么說？如果我們是農民，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都得在田里干活，無所謂“中年危機”。因為每年都有危機、年年都要面臨不同的氣候、自然災害，靠天吃飯。
如果我們生活在草原上，游牧狩獵，也無所謂“中年危機”，因為每天都有危機，要擔心氣候變幻、狼群襲擊，時刻要遷徙。報告數據也表明，農林牧漁等養(yǎng)殖行業(yè)，最不受年齡的制約。
正因為定居在城市里，尤其在大城市定居生活。我們才感到“中年危機”，城市是專業(yè)分工的地方，專業(yè)就容易更新迭代、容易找到“平替”。我們大多數人都是行業(yè)樂高的“顆?！保w粒與顆粒之間差別不大，容易彼此取代。
越是講專業(yè)的崗位工種，替代性越強，因為專業(yè)迭代的速度永遠快于個人能力進步的速度。并且你如果只埋頭站在自己的專業(yè)維度，也很難看見自己的進步空間。我之前寫過不少文章，鼓勵大家發(fā)展斜杠，就是這個道理。
那么，為什么我們會發(fā)生在“35歲”，比全球中年水平提前十年？縱觀“35歲現象”多發(fā)生在一二線大城市，大城市TMT行業(yè)密集、勞動力供應充沛、行業(yè)迭代也更快速。
在歐美，一百萬人口就是一個特大城市了，在中國有九十多個縣人口超百萬啊！人口多、速度快、迭代快，所以頂點提前。
但我覺得也不用過分焦慮，大城市雖然“35歲現象”多一些，但“35歲+”的機遇也不少，很多人四五十歲轉型成功，迎來事業(yè)第二春。畢竟大城市是東邊不亮西邊亮，存在各種利基市場，任何一個細分市場你只要切入進去，好好干，扎實做，總能生存發(fā)展。
年齡是社會選拔機制的一個參考因子，而不應該是淘汰機制的分界線。并且，年齡的權重要遠遠小于個人的能力、資源和成績。
我甚至認為“35歲危機”是一個極具迷惑性的假命題。它很容易讓人把所有問題都歸因為年齡，造成思考的懶惰。
其實，35歲失業(yè)不可怕，35歲時，我們父母還年輕，有養(yǎng)老金；配偶也能工作、孩子還小很可能也是父母幫帶，養(yǎng)育的負擔不算太重，甚至有些老人在貼補子女。35歲，我們多加準備還是可以找到新賽道，甚至自立門戶。
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貸款和杠桿。貸款不讓人停歇，讓人們不敢試錯。所以中年人的當務之急，只能是“降杠桿、還貸款?！?/p>
年輕人試錯還有父母兜底，中年人只能自己是自己的底，甚至還是別人的底。
負增長是否還有新機遇？
2022年，我國人口總量首現負增長，減少85萬人。人口數量由增轉減與人口結構老齡化并存，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基本國情。我們邁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增速放緩，效率也會逐漸變低，未來可能會和日本很像，也將進入“低欲望時代”。
“低欲望社會”將導致消費不振、經濟低迷。但我們國家人口總量大，再“低欲望”，消費總量還是龐大的。況且，日本哪怕在“低欲望時代”也產生了很多全球性的品牌，“優(yōu)衣庫”“無印良品”就是在這個時代崛起的，日本的動漫也風靡全球。只是“低欲望時代”，大家對消費內容會轉變，物質消費可能會逐漸走低，服務、體驗型的消費日漸崛起。
報告也給中年人指出了新出路——是老齡化社會下的新型服務業(yè)。但我認為服務不是一條出路的方向，而是未來社會的必然轉型，是以后經濟發(fā)展的底層思路，就跟互聯網一樣，無處不在。以后的社會，甚至不用多少年，一切行業(yè)都追求服務。
所以也不會存在一個大門類叫“服務業(yè)”。
現在也是這個趨勢——互聯網帶來的反向定制模式，它算是制造還是服務？高科技平臺企業(yè)，更是融合多項服務。比如，24小時不間斷的運營服務、大數據算法的推送服務、會員用戶的收費訂閱服務等等。
服務是一種意識、一項思維，它跟互聯網一樣無處不在，這是經濟轉型的必然，所有人職業(yè)轉變的路徑。這種趨勢近些年非常明顯，為什么現代女性擁有更高的職場地位，很大原因也是因為女性更有服務思維，更適合現代經濟和職場。
所以說，當我們抱著從別的行業(yè)出來，轉型“投身”去一個“服務行業(yè)”，這樣的思路才有問題。服務是底層思維，不僅僅是一項具體技能。
要支持而不是要焦慮
對我們個人而言，“35歲危機”是在于人生目標的階段性轉換甚至缺失。在此之前大家路徑是差不多的，到了35歲，由于環(huán)境快速變化，個人際遇急劇轉變，可能會導致一些階段性的“失重”。
35歲的分水嶺是在于，有些人能快速尋找整合新目標；有些人卻可能要徘徊遲疑更久、花費更多的時間找到。
“35歲危機”真正的問題是在于被媒體、社會的過度聚焦、放大。這容易導致一種“光暈效應”——把年齡作為一個重點要素向周圍彌漫、擴散，從而掩蓋了人們更重要的品質，加速了內卷，甚至促進了年齡歧視。
更大齡的失業(yè)者，困難更大于“35歲+”“40歲+”的失業(yè)者，父母高齡，往往是兩個獨生子女要撫養(yǎng)四個老人，壓力巨大。
針對中年人的各種難題，需要自上而下的關注，要實實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貸款降息優(yōu)惠；社區(qū)有公益性的陪護、家政服務幫助緩解扶養(yǎng)難題；加大有關撫養(yǎng)的個稅專項抵扣。松松我們的擔子，讓人們能再出發(fā)！
比起年輕，我更喜歡中年，上有老下有小，雖然擔子重，但也是溫暖的盔甲、港灣和充電站。
時間是一場復利，它帶給我們很多寬厚的體驗，是如此無與倫比，曾經看荒唐無比錯誤百出，回頭看皆是財富——
比起年輕時的激情，我們更懂愛和責任，更會關心他人；
比起年輕時的機敏，我們更有智慧，不被表面的標簽所迷惑；
比起年輕時的勇敢，我們更有持久的專注、守護的耐心。
比起年輕時的一無所有，我們在物質精神上更多積累、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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